新刊首发 l 历史教学中清史与近代史衔接问题笔谈中国近代史教学新思考
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新思考
主持人的话（曲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自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其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其影响力不仅影响到高校学术界，也影响到了学术界。中小学教师和学生。 改革开放后，历史系重点建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与中小学师生密切互动。 2019年，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 本次的四篇文章是本轮建设中教学论文的成果。 其中，邓军依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思考如何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科，进而实现专业课程的“课程化思想政治教育”。 文章对公共历史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兼容性和互补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蔡炯浩试图在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教学中引入跨学科的思维和视野，强调现代科技因素对当代人的感官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影响，进而反思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中重要的“恒与变”。中国近代史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话题。 张晓川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内容的“陌生化”出发，探讨了当前课程中常见章节的优缺点。 其中，作者对甲申至甲午的历史事件及其教学进行了深入思考，充分展示了教学与研究如何相辅相成的方法和途径。 李文杰注重本科通史基础课程的衔接和透彻，结合自己在清史和近代史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出了增加衔接部分的课时、精选史料阅读、穿插一些小话题。 为如何真正“对接”通史课程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参考方案。
历史教学中清史与近现代史衔接问题
李文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通史教学的特点和要求
华东师范大学历来有重视本科教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历史系。 近年来，我校本科教学对象中师范生约占30%； 另外70%，尤其是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他们的毕业去向大多与中学教学有关。 也就是说，我们的本科教学科目将来有很多甚至更多都会从事中学历史教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指导着我们本科教学的方向和目标。
据我了解，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必须掌握广泛而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快速阅读、准确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 相比之下，研究和创新能力并不被优先考虑。
在本科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时，我更喜欢询问学生对所引用史料的理解和对重大问题的把握，而不是“你的论文新材料在哪里，创新点在哪里？” ，因为大多数本科生在学习期间以听课为主要任务，课后的阅读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能力无法达到创新的水平； 尤其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说，以后很难工作。 他们的“创新点”没有被利用。 （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作为一个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研究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创作出一篇具有新材料和创新点的论文？）
当然，我们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培养其他学生的研究能力很重要。 但即便如此，对于非师范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我认为基础知识的获取和阅读能力的培养仍然很重要。 应放在优先位置。
上述特点凸显了我们基础课的重要性。 大三之前的基础课程包括通史课和史料阅读课。 这些课程旨在打牢历史基础，培养基本能力。 它们也是可以直接“运用”在中学教学中的课程。 我们有一个庞大、连贯、持续时间长的通史课程体系。 在我看来，这些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2. 普通历史教学中的连贯性问题
我们在本科教学中置于重要位置的通史课程，在实践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很难很好地衔接前面的内容。
由于通史课程重要性突出，时间长、空间广，教师往往分工，每人教一节。 重点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课程从先秦延伸到近代，分为上古史、下古史、近代史、近代史、近代史进行教学（每部分约3学分） ，每个部分通常由多名教师授课。 实行分工。
然而，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专长和重点。 另外，上课时间紧张，如果进度控制不好，就会出现没有衔接的情况。 即前任老师的教学内容与后任老师的教学内容存在差距。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差距。
由于古代史和近代史属于两个学科，这种差距和断裂就更加严重。 我们所教授的古代历史仅限于乾嘉时期，但事实上，与乾隆末年、嘉庆朝、道光初期有关的近百年历史往往只有康熙末年等几个知识点及乾隆朝，文字狱，乾嘉学派。 大二上学期开始的近代史教学，只是简单的铺垫了之前的历史背景，然后就直接从1840年开始教学，前后衔接的问题成为了我们教学的一个软肋。 这种情况使学生很难理解现代历史的前因后果。
近年来，近代史领域似乎越来越一致的观点是：要深刻理解近代史，就要“向前看”，要“从前到后、从左到右读”， “说到现在，就必须提到过去。”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现代的制度和社会并不是一夜之间发展起来的。 政治发展和中外关系也不能突然出现。 他们有更深厚的国内土壤和更广阔的全球背景。 在我们的本科教学中，这一点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比如，我们在讲解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的整个过程时，如果能够对清朝供给京城根据地的水运体系和交通路线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结合英军的接连进攻乍浦，通过查看吴淞、镇江、南京的路线图，我们可以对英军的战略有更清晰的认识，进而了解道光皇帝最终选择妥协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1840年之前的几十年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的领土被牢固地确立，并成为后来的主张的坚实基础。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社会控制的薄弱、江南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涌现出的几个“现代因素”等等……在近代史教学中，除了加大力度提高这一时期的知名度之外，还需要给予这一时期“平等对待”，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以下历史的铺垫，诸如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小章节。现整理对鸦片贸易的罪恶进行概述。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划时代的影响。 对于鸦片战争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们熟悉的说法，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并成为帝国社会。 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中国革命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起来的。 另一种是蒋廷黍等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给中华民族提出了疑问：“中国人能现代化吗？他们能赶上西方人吗？他们能用科学和机械吗？”我们的家庭可以废除吗？组织一个有家乡观念的现代民族国家吗？
无论用哪种解释，都说明了鸦片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政治外交史的历史主线中。 但在其他方面，例如政治制度、城市、货币史等，它们的重大转变是否会随着鸦片战争而发生？ 看来不一定。 这些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或向前或向后，这也给我们的教学提出了相应的挑战：在遵循讲解主线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和补充其他支线。
3. 可能的应对措施
为了弥合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教学的差距，做好教学的衔接，我在教学中尝试采用以下方法。
首先，适当增加这一时期的课时权重，并给1840年之前的几十年留出相应的空间。
前面说过，给这段历史分配适当的课时，并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后续历史发展的铺垫和背景，而是给这段历史赋予相应的位置，让它“成为它自己”。
长期以来，这一时期之所以在教学体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是由于历史重要性突出，而且与这一时期本身的情况有关。 当我们回顾乾隆末年和甲道时期时，我们通常只想到腐败的政治、清政府疲于应对的民众起义以及达到顶峰的考据。
与历代君主相比，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个性、创造力、政绩确实差了很多。 孟森的《明清史讲义》用章节标题“甲道守文”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守”就是各方面都遵守规则，很少改变。
不过，这个结论似乎只适用于高层政治范围。 如果我们换个话题，从社会史、经济史、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江南与欧洲区域经济的比较研究、白银的国际流通及其影响、茶叶和鸦片贸易、19世纪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会有与高层政治史不同的印象和结论。 在这些领域，巨大的变化正在酝酿或正在发生。 这些内容是我们教学中需要补充的。
其次，可以结合适当史料的阅读，对前后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们知道，中学历史教学首先注重讲解知识，形成主线，概括几个主题； 此外，还特别注重培养理解史料的能力。 这从学业考试和高考试题中引用原始史料的频率和覆盖面就可以看出。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自然要受过相当程度的阅读训练，培养出较强的理解史料的能力。 师范生是中学教师的后备力量，大学层面应特别重视师范生的培养。 对于非师范生来说，无论将来是否从事文史研究，阅读和理解各种书面材料的能力是历史专业努力培养的一项基本能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全体本科生进行通史教学时，应该增加历史资料的阅读训练。 如今，大多数高校历史专业都会开设一门必修课，名为《中国历史选》。 以我本科时选修的课程为例，内容是先秦到明末的各种选集。 课程章节按照史料类型按顺序排列。 安排：从甲骨文、金文开始，有年代、传记、年谱、学术记载等多种类型的史料阅读训练。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选集则不同。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而且与通史课程相一致，涵盖了中国史和世界史教学的全过程。 这是一个难得的优势。 在通史教学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弥合近代史与清史之间的差距，在史料训练上也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作为一个具有价值判断和后见之明的术语，“近代史”所使用的史料是经过挑选的、系统的。 例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系列始于20世纪50年代。 史料中涉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1898年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内容1911年的事件被挑选出来，整理成一个庞大的数据集，包括各种重大事件的开始和结束，甚至评价。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大致得出。 这是我们教学中经常用到的一套历史资料； 另一类是当时形成的史料。 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内容是根据当时的人们（以及当时的人们最关心、最紧迫、最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今天的人们）。因此，这些史料的安排与后来的系统认识有着不同的道理。
例如，道光初年成书的《朝代京师文编》系列和其后的《京师文编》系列，大体分为学术、政事、官事、户事、礼事、军事、刑事、实业六大类。 。 八大类（后来又增加了洋务、变法两大类），从清人的奏疏、著作、书信等资料中选取一些重点内容，分门别类，编成一书。 乾隆末年的《皇庆奏疏》虽然是按年代线索排列的，但内容与《京师文编》所涵盖的范畴比较接近。 《道贤、同光四朝纪事》基本上是按照《京师文变》的类别来组织的。
我们翻阅章节发现，乾隆末年和嘉岛年间士大夫最关心、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包括黄河运河的治水、仓库和粮市、漕运、边境治理、基层社会管理、民变、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这些内容提醒我们，读历史时要注意，近代许多难题都是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土壤，或者根源于自身的历史，后来因外部因素的介入而进一步复杂化。 。 例如，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 税收问题、基层社会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庞大的“中间人”群体； 过去200年的边界和民族问题。
如果我们在教学中选择这些历史材料，与课程主题相匹配，引导学生阅读和思考，自然就能关注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脉络。 现代史的教学体系强调外部因素带来的挑战和应对，也可以辅以上述史料的阅读训练。
第三，除了政治外交史的大线外，还穿插着专业历史的小专题。
毫无疑问，我们的通史课程以政治史为主线。 这一特点在近代史上尤为突出。 它突出了许多教学焦点，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到晚清新政和1911年辛亥革命，都凸显了历史的政治重要性。 然而，政治外交史的重要节点并不一定是其他专业历史的节点。 换句话说，“现代”在不同领域并不同步。
例如，政治制度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前后并没有太大变化。 直到1861年首相国际事务办公室成立后，才略有变化。 根本性的改变可能要在庚子之后10年才能打破隋唐以来的六部制，最终在1911年11月建立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度。
例如，在城市历史上，清朝中叶以前，江南的苏州、杭州等地已发展出以郡县为中心、郊区城镇为卫星城市的新城市。 他们以产业发展为动力，有区域分工。
据我所知，通史课程教学的连续性问题是学生反应较大的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负责同一课程不同时期的教师和不同教研室的教师需要多沟通，尽可能弥合彼此之间的差距。 对于我自己来说，只是通过以上的方法做出一些努力，希望能够帮助解决一点问题，给同学们带来实际的帮助。
笔记：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