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数百年的士族门阀是怎样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士族制度是一种按门第为标准的选官制度，是贯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有时代特征的制度，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士族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

士族集团的源起，便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首倡儒术”后，研习儒家经学的学者们，垄断了儒家孔孟一门经典学说的解释权，并在家族内部代代传袭，进而掌握了整个国家文化制度的话语权。东汉王朝时，这些儒家经学士大夫家族，经过两百余年的彼此联姻，互通声息，积累声望，垄断知识，终于进化为士族集团，从此在之后的近四百年呼风唤雨，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

东汉桓帝灵帝时代，以察举制选拔官吏，高门世家和士人风评便实际决定了一个官员的升迁进退，汉灵帝被史家诟病的所谓“皇帝卖官”，无非是在高门士族把持人事荐举权的名义下，皇帝卡住高级官职任命权这个口子，逼他们任职时多交一笔钱上供罢了。

士族集团把持历史话语权下，称这笔钱都被汉灵帝用来给自己修西园享乐了。可是参考西园军的建立，则他这笔钱很大部分其实是用来建立一支直于属皇帝、不受被高门士族影响的大将军何进管辖的新禁军，也即是加强皇权的一部分举措。

只是随着汉灵帝的早逝，汝南袁氏的以袁绍、袁术兄弟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在汉末乱世时趁机起兵，一南一北分别裹挟一群诸侯，一度成为天下最强两大势力，眼看就要取汉室而代之，开创一个士族统治的王朝。

幸好他们兄弟嫡庶有别，水火不容，同室操戈，让本为袁绍附庸势力的曹操逆势而动，相继击灭二袁，统一中国北方，并以法家申韩之术施政，提倡“唯才是举”打破士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又实施屯田制和士族集团争夺人口，终于遏止士族集团的势力扩张于一时。但曹后，世家大族们还是由颍川陈氏的陈群首倡，建立了影响魏晋南北朝各代的九品中正制，世家门阀对官职任免的操控权更比东汉察举制更进一步，在实际上把持了国家政权。

所谓九品中正制，即确定士族天生便有做官特权，又按其任官等级由国家分配给牛畜和荫户。士族们官职越高，门第就越高，其子弟能担任的官职也就越高，甚至哪怕儿童也注定可以得到好的肥缺;而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再有才能也被官场摈斥，只能终身沉沦下僚。这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士族集团的代表河内司马氏，其祖孙三代前赴后继，南北征战，司马懿征辽、司马师平淮、司马昭破蜀、司马炎灭吴，终于削平四方敌人，取代魏朝，统一天下，建立第一个属于士族自己的王朝，晋王朝，又给高门士族们增加了荫亲属与佃客的特权。即国家允许士族的远近亲属和佃客都依附于他们，这些荫亲佃客从此免向国家交租税、服徭役，而改向他们依附的士族门阀去交租服役。门第越高的士族，其被法律允许免税役的荫亲佃客便越多，甚至到了“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地步。

因此这一制度的实质，便是承认高级士族按门第高低、势力大小，有权得到一部分国民作为自己的领民部曲，有权分割一部分国家税赋作为自己的私家税赋。除了没有自己的采邑封地以外，他们已经形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领主了。晋朝大臣刘毅讥讽晋武帝司马炎“不如桓灵”的轶事，常被认为是对“司马炎卖官鬻爵”的批判。其实不然，刘毅的一贯政见，是坚决反对、并主张废除九品中正制的，称“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

他此言正是讽刺九品中正制下，官职任命皆被世家门阀把持，则“卖官钱入私门”是入了门阀们的私门，而不是和汉灵帝时一样入了皇帝的府库，所以司马炎在这点还不如汉灵帝——亏大了。司马炎是以不怒反笑，正因皆说中了他的心坎。只是门阀世族时代，皇权被抑制，和世家门阀共存也是必然。

五胡乱华时期，胡族政权如羯人赵国、鲜卑燕国，为维护其统治需要，同样秉承西晋九品官人之制，维护高门士族特权。如羯赵杀人魔王石虎，不惜民力，大规模残酷徭役和兵役，虐杀黎民百姓以百万计，却能稳定统治竟得善终，便是因为他同时和高门士族合作愉快，如恢复九品官人旧制，优免关中七姓望族戍役，在诸郡国立五经博士等。

士族集团在胡人统治下，保持了魏晋以来被选授官职的特权，虽幼童亦得美官，而无门第无权势之人，即使有才德也被摈斥出舞台，便能和暴虐的胡族统治者合作愉快，共同底层百姓的反抗。北魏孝文帝元宏改革后，更让鲜卑贵族也汉化为门阀，和汉人高门混同为一。而南方的东晋，和后继的宋齐梁陈各朝，则特重谱系，朝廷专门设立谱局，选官用人时必先查考其谱籍，严厉打击庶族和寒门冒籍。

关东士族如王、崔、卢、李、郑;关中士族如韦、裴、柳、薛、杨、杜;汉化鲜卑大姓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江南过江士族如王、谢、袁、萧;江南本地士族如朱、张、顾、陆……因此，在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里，不论各个胡汉王朝怎样如走马灯般更迭，这些高门大姓的世家大族，却能代代保持荣华富贵、常有功臣名人，始终占据帝国最高的地位。

从晋武帝司马炎起，鉴于曹魏宗王无权而轻易被取代的教训，各朝皇帝就不约而同选择了分封自家皇族典兵之策，虽然此举造成了皇族接连不断的自相残杀，为外人乘虚取而代之，造成频繁的朝代更迭，以及五胡乱华这样的大，也没有吓阻后来的皇帝们，朝朝代代依样画葫芦。——只因世家大族权重，若不想泰阿倒执，便必须以皇族宗王掌兵，来为皇室屏藩。

虽然各朝帝王同时也在穷尽心智，不断采取举措打击和制衡士族门阀，和他们争抢政权、税赋、人口，但因为士族门阀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知识、人才、财政、国计民生，因此无数雄才大略的英主明君，从魏武王曹操起，一直到唐高祖李渊为止，都难以真正解决这棘手难题。隋文帝杨坚废止中正官，开创科举制，其子隋明帝杨广又始建进士科，力图从世家大族手中完全夺回选官人事权，高门士族对此极为不满，竟称此举是「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所以导致了隋朝灭亡。

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则天大圣皇帝武瞾、唐玄宗李隆基等数代英主持续完善科举制，大量增加科举入仕名额，提拔寒门士人身居高位，参决政事。唐太宗李世民夺位后，一边大量提拔重用了房玄龄、魏征、马周等关东寒士，让他们进入为中枢重臣，与高门士族相制衡，

另一边则修《氏族志》，下令改以唐朝此时的官位高下，分为九等。重新确定士族门第，贬低崔卢王谢等山东和侨姓旧族，抬高关陇集团依托的关中士族和代北虏族，又将诸多建唐功臣和寒门大臣的门第也抬高进士族之列，最后确定天下士族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

等于是以李唐皇室和关陇门阀为核心，同时包容建唐功臣、南北士族、各地寒士，以新的官职品级排定次序，扶植了一个全新士族集团，来取代繁衍三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旧士族。同时李世民继续坚持推广和完善科举制，人才来源也涵盖于全国。所以当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因此便留下了「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的自得。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先废杀皇后王氏，淑妃萧氏，又诛杀国舅长孙无忌，关东士族代表太原王氏、南方士族代表兰陵萧氏、关陇门阀代表长孙氏，皆遭重创。李治死后，皇后武则天取代唐王朝称帝，更以铁血与尸骨铺路锐意革新。她残酷打击以士族门阀和功臣集团为代表的各方政敌，株连甚广，并限制奴婢数量、保障奴婢人身、打击豪强地主，进而消灭了士族集团的部曲佃客制。

武则天又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创立殿试，首开武举，推重进士科，大量增加科举入仕名额，同时广开仕途，滥赏勋阶，大量提拔寒门小吏进入官场，身居高位，参决政事。随着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才让世家大族垄断知识和人才变得困难。同时黄巢起义和五代兵乱又彻底摧毁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即大地主庄田制，在那以后，到了宋朝，科举士大夫官僚在朝堂一家独大，士族和门阀终于成为彻底历史名词。

1、士族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呢?

垄断步入仕途之路，把持官吏选用，世代厚禄，是士族在上的显著特征。正是由于两汉的选官制度，才导致这一局面的形成。两汉主要通过任子、察举、征辟等多种途径选拔和任用官吏。察举是最主要的选官方式，两汉官员多通过此步入仕途。

察举制是由二千石以上的及诸侯王通过”贤良””孝廉””秀才”等多种不同标准，选择有”名望”有”德才”之人举荐给朝廷，通过一定的测评，然后委任官职。孝顺清廉者谓之孝廉，才学出众者谓之茂才异等，品行贤良行为方正者谓之贤良方正等等诸如此类。

汉高祖开察举制之先河，在建立了汉王朝之后，他发现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其下诏要求各郡国向中央举荐具有治国理政之才的贤明人士，其后成为定制被规范和推广。

在制度运行的前期，察举制确实发挥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作用，较为广泛的选举各阶层参政。为汉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成就了它的广阔疆域，也选拔出一些例如晁错、董仲舒这样的贤臣。但是，由于察举制考察项目繁多，难有客观标准，同时权力又直接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手中，从而埋下了祸根，逐渐失去公允性。

这条较为狭窄，但却稳定的单项上升途径成为地方豪强大族和官宦子弟进入汉统治体系的最佳通道，使得社会势力借此得到权势。关于任子制度，西汉政府规定：”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由此，西汉初年的权臣得以延续家世发展为官僚世家。东汉王朝集中代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因此安帝时任子制的范围又被进一步扩大”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这样，在任子制度之下，一家中如有人得之位，其后代就可继续做官，延续数代，必成累世为官的士族大家。

由皇帝直接征召”高才重名”者入仕和两千石以上官吏得自征辟僚属的征辟制虽在西汉选官制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到了东汉由于奖励不事”新”朝的名节之士，因而大盛。被征辟之人，可以不经任何考课任以官职，出现”或期年而掌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的局面。

通过任子制度和控制察举、征辟，大官僚得以使自己的家族成为了世居的大族，并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门生故吏网。历仕各朝，数世不衰，分布广泛，遍及全国，是这些大族的显著特征。由此看来，两汉的官吏任用制度是士族阶层产生的温床，也是士族阶层的关键性基础。

2、士族阶层萌芽的经济基础

士族在经济上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农民，通过田庄进行生产，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田庄成为士族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经济基础。西汉初年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两种土地所有形式并存。在连年的休养生息和减税政策之下，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一些地方势力通过兼并获得大量土地成为豪强地主。

同时，由于统治者此时主要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和打击削弱诸侯王势，对土地兼并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大量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地主所有制成为社会经济形式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汉武帝时期，田庄已经初现端倪，在东汉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在田庄中，各种农产品都可在集市上出售，如卖帛、敝絮、来粟、豆，皆在农闲时进行。西汉末东汉初，南阳阴氏家族占有土地”七百余项，舆马仆隶，比于邦君”。

梁冀为东汉的外戚权臣，跋扈残暴，将东起荣阳，西至弘农，南通鲁阳，北达黄河、淇水近千里的上地占为私人林苑，加以封禁。因他人错杀了兔苑中的一只兔子，他竟残暴地将十几个人处死。梁冀倒台后，家中财物折合东汉政府年税收的一半。

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郡饥荒，”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献帝时，”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一道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这些人在饥荒年景尚有大量的家粮储谷，自然都是广占田地的大地主。

豪强地主在西汉时期就已拥有雄厚的实力，”郑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足以见当时的豪强地主培植的势力之多。当田庄经济对中央集权形成构成一定威胁时，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限制。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刘秀下令度天下田，由于伤害了既得集团利益，”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度田最终归于失败。

此后，东汉历代统治者只得对豪强地主经济采取妥协、宽纵态度，田庄经济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中的卓越者，正是凭借田庄这一雄厚的经济依托，发展成为士族阶层，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3、士族阶层萌芽的文化基础

垄断思想文化，把控学术，传承家学，是士族阶层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根源在于帝国对儒学的推崇以及其与选官制的密切结合。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由于儒生出身的官吏更能起到安定民心，教化百姓的作用，此后历代帝王都大力提倡儒学。

从汉昭帝开始，皇太子必以名儒教授，居于三公九卿之位的重臣多以通经而得举。东汉光武帝刘秀正是在通经入仕的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起事前就曾到京师长安游学。

东汉建立后，刘秀力图以儒家思想来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因此大加提倡儒学。东汉后期仅太学就有三万多学生，还有遍布全国的地方郡国学，名儒开办的私学动辄也有数千人。东汉开国功臣中多数为具有高度的经学知识又精通政务、律法的豪门出身者，这与西汉初年布衣将相的局面截然不同。

这一时期，正如班固所说，五经乃”禄利之路”。汉代通过明经入仕的事例俯拾皆是，士子们由学而居官，由经学而步入仕途，儒学和结下不解之缘。地主阶级在通过经学取得利禄之后，为保门第不坠，注重对子孙的培养，形成了大批经学世家。

荀淑八子，皆有才名，赞为八龙。弘农杨氏以《欧阳尚书》传家，形成文化世家。杨震、杨赐、杨彪，四代都为三公，其家族至东晋仍长盛不衰。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袁绍正是出自这个家族，因此他振臂一呼就成为关东联军的盟主。

东汉后期，已经初步形成以通经区别士庶的社会意识，即使家资巨万，如无学识不通经，仍会受到社会歧视。这种社会意识的养成，进一步提高了具有家学传统的大地主阶层的社会地位，加速了士族阶级的最后形成。

豪强家族、文化家族、官僚家族，在这一时期相互转化，发展融合，发挥强大的竞争力。当乡里实力、文化底蕴、权力联系在一起之后，士族权威就彻底树立起来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