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被奥斯曼土耳其瞪了一眼世界历史都震惊了三秒钟

我看了一张带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图片，这是一段历史上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它开始于小亚细亚，利用”Gazi”（即 “圣战勇士”）的传统，在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在14-15世纪，它进入巴尔干半岛，1453年攻占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并迅速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16世纪后成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将整个阿拉伯世界、巴尔干半岛和中欧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自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伴随着巴尔干和近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最终成为欧洲列强争夺近东和黑海地区霸权的牺牲品。我发现奥斯曼土耳其的起源与突厥、西突厥和塞尔柱人有关。西突厥人属于突厥人种，他们的祖先最早出现在贝加尔湖以南、戈壁沙滩以北的今古一带，与中国早年史籍所提到的匈奴人共处于一个庞大的联盟中。自公元前6世纪起，一个名为”突厥”（或”兜鍪”）的部族先是出现于中国史料中，之后主要活动于中国长城以北。在现西伯利亚一带，早在8世纪30年代，就曾出现过突厥语铭文，因此突厥人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同中原王朝经常发生边境冲突，这支突厥部族便不断辗转西迁，最后定居在了咸海和锡尔河之北，里海和伏尔加河以东，以及额尔齐斯河之西南的广阔草原上。在552年，突厥人击败中亚柔然人，建立了突厥汗国。汗国东部统领首领额尔浑汗领可汗称号，他的弟弟室点密则统领汗国西部，领叶护称号，此即西土耳其（塞尔柱）汗国的起源。作：我了解到，突厥族人在结盟波斯人的帮助下，击败了白匈奴人（中国古籍称哒人），扩大了他们的领地，借助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便利，积极地开辟东西方的贸易商路，并与波斯、拜占庭和中国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一些突厥族人进入伊斯兰教地区，甚至有一些加入了伊斯兰国家的军队，成为奴隶。在伊斯兰教商人和苏菲派苦行僧人的影响下，这些人接受了正统派伊斯兰教的教义。到了11世纪中期，西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人部落跨越锡尔河南下，在今伊朗建立国家，并进入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颁发”东西方之王”的称号授予其首领以素丹称号。然而塞尔柱人并不满足于这一称号，他们相信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理应拥有被异占领的东地中海地区和埃及。他们相信伊斯兰教的圣战信条，自称加齐勇士，与土库曼人组成乌合之众，骚扰信奉伊斯兰教的和平居民，迫使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发兵迎战。这样，已经停止扩张的伊斯兰教帝国开始了新的发展。我了解到，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率领抗突厥大军在两河地区凡湖附近遭到惨败，导致皇帝本人被俘。这次失败引起了拜占庭的动荡和改朝换代。罗曼努斯被赎回国后，被政敌刺瞎双眼，最终悲惨死去。然而，突厥人从此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一片领地，土耳其人开始在以往曾经辉煌的古罗马的废墟上支起了游牧帐篷，从此，人类文明的摇篮落入了穆斯林的野蛮而极其残酷的统治之下。1077年，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罗姆素丹国。自此以后，这个素丹国成为了拜占庭文明与突厥人草原传统及西亚伊斯兰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平台，小亚细亚逐渐突厥化，1230年左右，罗姆苏丹国达到了极盛，其文明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安纳托利亚地区保留至今的道路、石桥、商栈、清真寺、经院和防御工事等，也许是反映了这支部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我知道，突厥人在近东崛起的现象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关注，也促使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拯救圣地为名。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近东建立了四个国家，小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宗教势力之间激烈的冲突。第四次十字军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冲突变得更加严峻。当时，近东的所有势力，包括突厥人势力、拉丁－十字军人势力和希腊人势力等竞相角逐，突厥人的加齐势力受到了压制。蒙古人的西征使近东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其地理位置，罗姆素丹国成为蒙古人进入西亚的桥头堡，并与希腊人的尼西亚帝国结盟。1243年，蒙古人摧毁了罗姆素丹国。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皇帝迈克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再度成为突厥人加齐战士重新活跃的战场。在数十个加齐人小公国中，奥斯曼国家开始独领。我了解到，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在塞尔柱人兴盛时期，他们只是处于罗姆素丹国的监管之下。我了解到，我的祖先奥斯曼酋长国是由一群好武之徒，被称为“加齐（Ghazi）”，聚集在一起，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上创建而来。这个小邦国在所有酋长国中距离君士坦丁堡最近。它以圣战为名，吸引着周边好战的加齐勇士们来帮助他们传播伊斯兰教、征战掠夺，不断蚕食拜占庭边境。我的祖先奥斯曼被尊称为“加齐的素丹”。部分编年史中强调，“信仰武士（加齐）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的多神论污秽的神的仆人；信仰武士是安拉手中的利剑……” 1337年，我的祖先奥尔汗兼并了小亚细亚的几个突厥人公国，自称“加齐”素丹，并正式发行货币。不久之后，马尔马拉海周边的伊兹尼克（原名尼西亚）和伊兹密特（尼科米底）以及周边的另一些重镇相继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奥斯曼人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黑海之滨不断扩张，很快就掌控了整个小亚细亚，这也为向巴尔干半岛进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我知道这场战争成为了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欧洲门口，严重地影响了整个欧洲及世界历史。我了解到，在1341年，我的祖先奥斯曼人进入欧洲，素丹奥尔汗应拜占庭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之约，参与拜占庭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并于1354年占领了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利波利城和亚得里亚堡等巴尔干重镇。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此后，我们的祖先在近东和巴尔干两线展开作战，一会儿向东扩张，目标是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一会儿则向西推进，不断深入巴尔干半岛，向中欧进军。我们就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不断探寻着扩张的方向。

1389年，在科索沃平原的血战中，奥斯曼人以沉重代价才战胜了当地被征服的各族居民，包括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联合抵抗，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虽然素丹在此役中战死沙场，但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被奥斯曼人四面围困的孤城，面临着极其严苛的困境。我知道，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军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结果他们遭到了惨败，这场战争几乎将整个巴尔干地区和中欧掌握在奥斯曼人的手中。

在1402年，帖木儿受到土库曼诸酋长的策动，率大军在安卡拉重创土耳其军队，我的祖先奥斯曼素丹也在此役中被俘，次年去世。而随之而来的是奥斯曼国家内部权位争夺、内乱等长达10年的国内危机，这也暂时停止了奥斯曼的扩张。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在瓦尔纳城下抗击土耳其人，但结果惨烈地失败，这也使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乘势推进，控制了更多的领土。

奥斯曼人的又一次扩张的巅峰出现在1453年5月，当他们攻下了君士坦丁堡。这一胜利使他们获得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新纪元的开始。我知道，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土耳其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穆斯林名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我的祖先奥斯曼素丹从此开始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在苏莱曼二世时期，我的祖先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后，成功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我们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够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得益于多方面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没有像他处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也构成了便利的联系通道，我们进军更加顺利。此外，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也因其之前的战争疲惫不堪，民不聊生，国家几乎瘫痪，成为了我们扩张的理想对象。

而且，土耳其军队的高度统一和组织性也是我们扩张非常成功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军队由在全国各地招募的非土耳其士兵组成，都服从于我们的统一指挥，这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战争力量。此外，我们统治下的地区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缺乏相应的武装力量，许多人也被我们征召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使我们的士兵数量极为庞大。这些因素都让我们能取得许多胜利，许多领土尽数归属我们的版图之下，成为了我们扩张的黄金时代。作为奥斯曼人，我们知道，在巴尔干半岛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实体，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这使得我们奥斯曼人能够“渔翁得利”。同时，在当时的西欧教世界，他们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等，也使他们无力关注我们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他们也不可能意识到这种进展对未来欧洲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奥斯曼政府对征服区居民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和税收政策，鼓励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我们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和融合，使小亚细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迅速实现突厥化，成为我们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进军的稳固后方和人才资源。早期的奥斯曼素丹从这里吸纳了许多有经验的行政人才、各类手艺人、行商和穆斯林学者，他们较好地继承了罗姆素丹国的宗教和行政管理传统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些都是我们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扩张和统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作为奥斯曼人，我深知我们的国家结构有利于集权统治。我们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是“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波斯和罗姆素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

所谓“草原传统”，就是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与早期伊斯兰教由选举产生领袖的体制是不同的。我们奥斯曼统治者强调，他们是真主挑选出来的统治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只有素丹本人才是帝国的真正主人。他的臣民、家人，甚至妻子和儿女，只是他的奴隶或奴才。我读过著名美国历史学者李比耶的《苏里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这本书，他在其中揭露了奥斯曼奴隶主集团的性质，说道：奥斯曼的统治机器包括素丹和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家族中的官吏、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常备的步兵和骑兵及一大群正在受教育以便将来参加常备军、法院和政府的青年人。正是这些青年人掌握了我们的政治权利，并成为了我们统治的工具。

作为奥斯曼人，我深感自己握着武器、书写工具和权力，我们控制着政府的全部机构。除了“圣法”所涉及的少数有关判决的事务以及由非穆斯林臣民和外国人所管理的有限职责外，我们奥斯曼人掌握了政府的全部机构。这一部机器的最关键性和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部人员都是君王的子孙；第二，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君王的奴隶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君王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

“加齐”理想，也就是以“圣战”为荣，积极从非穆斯林手中夺取土地和财富。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在体制上，我们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宗教和习俗及财务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伊斯兰教征服者从被征服民族包括希腊人、波斯人那里学来的。我们奥斯曼人将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体制。保障我们军人的财产、地位以及卓越战斗力，我们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所谓的“古兰”制，这是我们奴隶制度的重要方式。我们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罗姆素丹的传统，将“古兰”的使用系统化，制度化。我们在集中地区定期征集教男孩，将其集中起来接受伊斯兰教割礼和严格的军事、和宗教教育，结业后补充近卫军、宫廷侍从及政府机构官员。这样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我们奥斯曼人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柱，但后来它们也成了反对我们的顽固力量。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这种制度对于游牧社会的文明来说是我们的最高成就：我们奥斯曼人所驯养的辅助性的动物（狗、骆驼、马）是我们的得意杰作，而且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动物当中训练出来这样一批助手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也就是因为我们把这样一种较高级的游牧艺术应用在定居的环境里，因此才取得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奥斯曼帝国的巴迪沙们维持我们的帝国的办法是从我们奴隶当中训练了一批人类助手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类畜群”里维持秩序。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我们奥斯曼国家的军事和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我们的素丹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其程度已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并先后有“帝政会议”（素丹本人主持）和“国务会议”（辅政大将军主持）负责管理国家要务。我们的国务会议在素丹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会议的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我们奥斯曼政府的核心人物。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的乌莱玛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顶层。非军人包括穆斯林、徒和犹太人，是我们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这一时期我们的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相对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我们奥斯曼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我们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个盛世。这时我们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本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在我们伟大的苏莱曼的指令下，我们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在他统治时期，我们奥斯曼文化获得了惊人发展。我们的文化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观念、拜占庭人的军事和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了近东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咖啡的传入成为了16世纪我们奥斯曼帝国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我们奥斯曼帝国。我们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我们帝国的繁荣和昌盛。

1557年落成的著名苏莱曼清真寺是我们建筑师锡南的传世之作。这座清真寺，是我们奥斯曼人征服亚欧非三洲胜利的象征，四座尖塔和十条长廊，象征着我们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清真寺内部采用了高贵的大理石、宝石、银和彩绘玻璃，更是展示了我们奥斯曼帝国的强盛建筑能力。在我们的文化和艺术方面，我们奥斯曼帝国也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成为了当时的璀璨之光。这座苏莱曼清真寺是我们奥斯曼帝国征服历程的里程碑。我们称它为“十四号清真寺”，因为十四个东西向的钢铁桩支撑着地基。它的名字里，“十”象征着苏莱曼是这个家族的第10位素丹，“四”象征着苏莱曼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第4位素丹。我们的清真寺庄严的圆顶比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高16英尺，以此来炫耀我们的帝国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我们堪与苏莱曼对抗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苏莱曼以征服者的声威傲视着这些同代人。他曾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这样自称：“朕乃素丹之素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真主在地球上的投影；朕系管辖着白海（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整个阿拉比亚、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真主光照吾先人之陵墓）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素丹和君主……” 在地中海上，我们奥斯曼人与航海强国威尼斯、热那亚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长期争夺，维持了地中海制海权。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场大海战，我们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联军的对决，我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此战让我们奥斯曼帝国能够继续保持对地中海的控制。我参加了历史上次大规模的帆船大战，这是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人的对决。不幸的是，威尼斯人取得了胜利，使整个教世界欢欣鼓舞。但是，随后我们又打败了威尼斯人企图收复塞浦路斯的庞大舰队（1573年），再次展示了我们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实力。随后，我们夺取了西北非洲的摩洛哥，西班牙菲力浦二世为了同英国人抗衡的战略需要于1580年放弃了对摩洛哥的主权。从此，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与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自然分界和两大对抗文化之间的缓冲区。 16世纪中叶，我所在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西欧国家也迎来了其科技文化发展的迅速进步。我们奥斯曼人叱咤风云的时代结束了。从1566年后，我们的扩张终于停滞了。在印度洋海域的扩张中，我们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向伊朗进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新兴什叶派萨非王朝的挑战。在维也纳围攻战的失败中，我们也遭受了重创。尽管我们在1571年勒颁多海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大海战，之后我们的海权渐渐被西班牙、荷兰等国夺取。我参加了奥斯曼人攻打纳城的征服战役，但我们多次受阻，不得不疲惫地停留在匈牙利平原上。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岸，使地中海真正成为一潭死水，我们奥斯曼人失去了地中海贸易的丰厚利润，经济实力也随之下降。 我们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占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将原属于拜占庭人及其强邻的领土囊括在素丹版图内时，就将自己面对整个欧洲的敌视和对抗。在我们庞大的帝国内，民族分离因素也日益增长，巴尔干各教民族开始谋求民族解放之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全欧洲关注的中心。17世纪以后，中欧强国奥地利和东欧新兴的俄罗斯帝国开始激烈地争夺巴尔干这片“中间地带”，迫使我们土耳其人从欧洲撤退。在06年，我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签订了西特瓦托罗克条约。这是我们奥斯曼扩张史上第一次与交战国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我们素丹承认奥地利皇帝是“罗马皇帝”，意味着我们奥斯曼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但即使如此，我们奥斯曼人仍然在17世纪中顶住了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军事压力，将威尼斯人势力排挤出东地中海贸易区，夺取了克里特岛。不久我们奥斯曼人又卷入与奥地利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的冲突。经过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人议和（1681年），占有了基辅及其周围地区。 在1682年，我们奥斯曼帝国在柯普吕吕家族几代大臣主持下进行改革，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强盛和生气，但这未能阻止我们奥斯曼大军于1683年败于维也纳城下。随后，我们奥斯曼人又在1687年第二次莫哈奇战役和1697年的山塔之役中接连败于奥地利人及其盟军，任由其占领匈牙利、希腊和黑海沿岸。沙皇则趁火打劫夺取了亚速海（16在96年，我们奥斯曼人由于英国和荷兰的“调停”，接受了屈辱的卡洛维茨条约（1699年），将几乎整个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克罗地亚的大部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割让给波兰；将摩里亚及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割让给威尼斯；最后又将亚速海割让给，沙皇由此进入了本属奥斯曼内海的黑海地区。这个条约是我们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是我们退出与欧洲大国的竞争、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在1714至1718年，我们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为门德内格罗的归属问题而发生了冲突。奥地利趁机趁火打劫，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帕萨罗瓦茨条约（1718年），将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奥地利。在此期间，法国人使用外交武器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土耳其人，换得了对我们奥斯曼治下东方徒的保护权。这一保护权，使法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我们土耳其和“东方事务”中，后来成为我们奥斯曼近我们奥斯曼人的代化改革主要依靠力量，然而这并没有解决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弱点。在18世纪中期后，我们为了争夺黑海上的重要战略基地克里米亚，并维持对乌克兰地区的控制，与女皇叶卡捷琳娜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争，史称俄土战争。从历史上看，俄土战争的爆发是伊凡四世以来沙皇向黑海和里海出海口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奥斯曼人是阻止这一政策实现的强大障碍。西方海权国家也不希望看到我们在东方继续扩张，反而积极支持我们的对手。1757年后，我们的东方邻邦萨非波斯瓦解，我们奥斯曼帝国享受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成为欧洲事务的”观望者”：我们坐视欧洲列强的七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又静静地观望叶卡特琳娜女皇削弱波兰。然而，波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我们奥斯曼帝国拖进欧洲漩涡中，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爆发。 这次战争先后在多瑙河、克里米亚等地展开，影响极大。最终，我们奥斯曼人在议和谈判中被迫同意割让巴尔干半岛南部和黑海北岸一部分领土，同时允许俄罗斯驻兵黑海，维护了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国土，但也进一步凸显我们实力的衰落。虽然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和现代化的努力，但毕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奥斯曼人的命运再次受到了俄罗斯的挑战。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2年）在克里米亚、摩尔多瓦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进行，多瑙河成为主战场。最终，我们土耳其军惨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这个条约承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放弃了亚速、克里米亚、第聂伯河和布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等地方，从此，黑海不再是我们土耳其的内海，而成为俄土两国所共有。此外，我们还失去了商船自由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成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我们土耳其境内东正教的”保护者”。这个条约为俄罗斯提供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为向巴尔干扩张奠定了基础。 然而，对于我们土耳其来说，这个”坏事”却成为了”好事”。我们开始放弃大帝国梦想，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逐步走上民族、近代化之路。 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发动俄土战争，有利于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立，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则认为，对我们土耳其的战争，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是”沙皇式的解放”。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无法否认俄土战争给我们土耳其带来的震动和结束了我们帝国的黄金时期。克里米亚问题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战争开始时，我们土耳其向克里米亚和整个库班地区出兵，随后欧洲各派势力紧锣密鼓地积极干预，使它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区域战争。在此期间，瑞典成为我们土耳其人的盟友，而奥地利则支持俄罗斯对我们土耳其人的作战。普鲁士和英法则持观望态度，只在势力均衡的天平发生不利变化时才干预。 但不幸的是，法国爆发大革命后，欧洲列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法国。沙皇于是抓住机会迅速结束了这场战争。我们土耳其在多瑙河下游的防线全线崩溃，在高加索的攻势也被俄军遏止，最后被迫接受了屈辱的雅西和约。这个和约重新确认了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的条款，迫使我们土耳其人放弃了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此时，沙俄控制了黑海制海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权，并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会的”保教权”。从此，我们土耳其成为了西方列强与争夺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制海权的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被大国所操纵和利用，主权地位日益丧失，一度狂妄不可。我们土耳其帝国在一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了真正的”欧洲病夫”。此后，我们土耳其继续被欧洲列强瓜分和宰割。1775年，我们土耳其将布科维纳让给了奥地利；1812年，又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了俄罗斯；1878年，又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统和卡尔斯割让给了奥地利。军事和外交上的连连失利，使我们土耳其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富国强兵之策略。 然而，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我们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也日益崛起，西欧列强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提出”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干预奥斯曼事务。法国人侵入非洲，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德国人则通过在近东修建铁路而将其触角伸至巴格达，掌握帝国的经济命脉。我们土耳其帝国政府负债累累，主权不断丧失，走向了最后的崩溃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