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历史上那些少数民族王朝的世婚制度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指出，李唐皇室以关陇集团起家，在婚姻上的择偶对象，最初自然多眷顾关陇集团;武则天入宫为一大转折点，标志着山东集团成为李唐皇室的联姻对象，从而构成了所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适应了大唐帝国的统治情势。这一婚姻集团居于最高统治核心层的百余年间，也正是唐代文治武功的极盛期。安史之乱后，这一集团势力衰竭，随之而来的，则是李唐中央政权丧失了统治全国的实际能力。

这个著名的史学案例，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唐代史研究的视阈，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类似李武韦杨那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式的婚姻集团，几乎每个朝代都是存在的，只是在具体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君主制下，任何皇室集团都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笼络或倚重一个或几个可靠有力的势力集团，使一姓的家国有一个更广泛坚实的联盟基础。

如果说，历史上中原王朝往往以陈寅恪揭示的李武韦杨式婚姻集团缔结联盟，那么，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其皇室往往通过世婚制的形式，构成一个持续稳定的婚姻集团。他们立后册妃不必外求，只在后族中遴选。这种世婚形式的后妃制度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人类婚姻形态进化角度而言，世婚制显然有着族外婚制的遗蜕，即这一族的男子的配偶必从对方一族的女子中产生。显而易见，这种世婚制与这些少数民族王朝往往是不久前才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门槛是密切相关的。从统治角度来看，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皇室，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强与自己利益相关、休戚与共的部族的联盟，来扩大并巩固其王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为了维护皇室血缘上的纯洁性，不让王朝继承者在血统上介入被统治民族的成分。

世婚制属于交换婚方式，西周时期的姬、姜两姓就世为婚姻，周天子的妃子必定是齐国的女儿，已然定下了这种婚制。但秦汉以后的汉族王朝，乃至十六国、北朝诸少数族王朝，实行严格世婚制的却并不多见。唯辽、金、元、清四代保存下来帝王后妃世婚制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辽代的世婚制最为典型，金、元则次之，满清仅在入关以前有较浓重的世婚倾向，但并未确立为严格的制度。

以契丹族建国的辽朝，因突厥旧俗称皇后为“可敦”，契丹语是“忒里蹇”，尊称作“耨斡麽”。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过程中，其妻淳钦皇后述律平出身大族，是一个既能帷幄运筹，又能鞍马征战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她的儿子辽太宗说：“太后族大，像古柏之根不可移易。”阿保机必须倚重后族，立国之初就规定：王族只与后族通婚，其他诸部不获特许，不得与二族联姻。阿保机仰慕汉高祖刘邦，便以刘姓推尊耶律氏，又以后族比拟汉相国萧何，便赐后族为萧姓。契丹族的萧姓包括乙室氏和拔里氏，也许就是述律后的父族与母亲的前夫之族二帐所构成。于是，有辽一代，后族多出自萧姓，并世代任宰相之选;而契丹公主也多嫁与萧姓，构成一个封闭的婚姻集团。这样，就把帝后婚姻与君臣在一起。

当然，辽朝只有皇后必须册选萧姓，至于妃嫔，出于异族异姓者偶也有之。例如，辽世宗甄妃就是五代后唐的宫人，是世宗即位前随父亲太宗南征时将其俘获的。这年她已四十一岁，也许姿色依旧而颇受宠遇，世宗即位后，还一度立为皇后。甄氏册立为后，《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后妃传》都有记载。但《辽史·后妃传》又说天禄末世宗册立述律后之弟萧阿古只之女为后，《辽史·世宗纪》系此事于天禄四年(950)。萧氏与甄氏同死于察割内乱，一后健在而更立一后，其中必有原委，可惜《辽史》未载其详。而《辽史·后妃传》传首列甄氏名位只是妃，或是在萧氏册立后被废。至于甄氏册后不见于本纪著录，大概也是此举有违旧制的缘故。由此可见，这个特例最后还是服从了以萧氏为后的通则。

金代规定完颜皇室不与庶族通婚，但其世婚制的后族范围却较辽朝广泛，不过仍有具体的部族限定。《金史·后妃传》指出：“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据《金史·徒单铭传》说，与近代皇室完颜氏通婚的还有裴满氏。这些姓氏都是女真贵族，“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代皇室世婚的姓氏较辽代为多，而在死后追尊为皇后与在世册立为元妃的名单中，也偶有汉人或他姓。金章宗有宠妃李师儿，出身于监户。金代凡战争中掳获或有罪籍没的妇女，经过挑选送入宫监，罚作奴婢。李师儿就是宫监中的婢女，这是人最不齿的身份。但她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又识字擅书，能诗善文，最受金章宗宠爱。章宗元配已在即位前去世，中宫虚位多年。章宗有意让李师儿做中宫皇后，无奈大臣坚决反对，台谏进谏不已，章宗也爱莫能助，只得将她进封为元妃，名位仅次于皇后。这也说明，金代帝王正式册后，只能在规定世婚的女真贵族中挑选。章宗时期，汉化加速，他命诸王选求民家女子，广生继嗣。于是，尚未即位的宣宗纳汉族王氏姊妹为妃，即位后，将妹妹立为皇后，赐姓温敦氏，也算是他对世婚制的一种变通吧!

成吉思汗起兵统一诸部，建立大蒙古国时，倚重了弘吉剌部族，不久就立其女孛儿台旭真。据说，当时他与这一族帐立下共取天下的盟誓时曾经约言：“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因此蒙元诸后多出于弘吉剌氏。蒙元实行多后制，皇后固然也有其他姓氏的，但按制度，正后必定是弘吉剌氏。不过，这一世婚制原则在执行中似乎不如辽、金那么严格，例如窝阔台汗的皇后即乃马真氏，而元英宗皇后则是亦启烈氏。

满清入关前，爱新觉罗皇室基本上实行满蒙联姻的方式。这是因为两族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交错，在民族习俗上大体相似，目标上也基本接近。然而，蒙古部族众多，有的部族在利害休戚上与爱新觉罗氏时有矛盾冲突，乃至于干戈相向。故而满蒙联姻中，有些蒙古部族是其较稳定的通婚对象，例如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清初后妃不少都出身这一姓氏。据《清史稿·后妃传》，清太祖有一妃，清太宗有二后四妃，清世祖有二后二妃，都是来自博尔济吉特氏。而清初下嫁的六十一位公主中，嫁给博尔济吉特氏的就有三十一位之多。由此可见，在入关以前以及清初，满清爱新觉罗皇室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结成了相当稳固的婚姻集团。这种满蒙联姻虽然尚不足以称为严格的世婚制，但仍有着类似的倾向。清朝入关后，这种联姻逐渐淡化，清圣祖其后诸帝的后妃群中，博尔济吉特氏便明显不占优势，这与清室统一全国后立后选妃的对象扩大到整个满、蒙、汉八旗女子大有关系。

无论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还是辽金元清的世婚方式，说到底，就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式的联姻。对于君主国家来说，这种联姻，或许有时能起到巩固政权的积极作用，有时则会带来削弱统治的消极因素，可以说是利害兼有，祸福并存的。而对于卷入这种联姻的后妃来说，只不过是一根加强联盟的筹码，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她们的遭遇与拖入其他方式联姻的后妃命运，在本质上是毫无二致的。君主政体下后妃制所固有的不人道与非人性，对所有后妃来说，都是无计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