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简介北宋家词人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家、词人。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

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宋英宗时，参预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反对“熙宁变法”。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宋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

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他“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 ；为诗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于书法，尤善正书。家中聚书上万卷，在安阳筑有“万籍堂”。今有《安阳集》、《谏垣存稿》等传世。《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记载他祖籍为河北赞皇县。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连理所生。韩琦后随父迁居相州，遂为安阳（今河南安阳）人。

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他由诸兄扶养。史称其“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韩琦一时名闻京师。

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李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六千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旧衣、纸钱招魂而哭道：“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乃是李元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大败韩琦后，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都各自兼任本路的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相继进位资政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大臣包拯、范镇等人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授为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

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他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再判永兴军，尚未就职，便于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还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郡王。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韩琦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清文宗咸丰（1851年－1861年）初年，韩琦得以配享孔庙。

•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开始，韩琦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仁宗因连失三子（褒王、豫王、鄂王），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忧之。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子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韩琦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危机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 修吏事，擢贤才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11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鄜、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县）与辽朝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辽朝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今河北定县）驻军骄蛮难御。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祐年间，“明镐引诸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韩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写道：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至于西夏，由于韩琦参加了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使得“西贼闻之心骨寒”，此言虽有夸大，但亦说明韩琦在西疆御敌时颇立功绩。

藏书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万余卷，皆经其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六一堂”、司马光“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其后代韩忠彦、韩侂胄均能藏书。

韩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及《家传集》等。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他曾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他不仅在北宋，而且在辽和西夏都有很高声望。“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

但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石介：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庆历圣德诗》）

欧阳修：①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②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司马光：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赵顼：①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②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

文彦博：自至和以来，中外之臣献言甚众，臣等虽尝有请，弗果行。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盖琦功也。

苏轼：①韩（琦）、范（仲淹） 、富（弼）、 欧阳（修） ，此四人者，人杰也。②妙龄秀发，秉笔入侍。公于是时，仲舒、贾谊。方将登庸，盗起西夏。四方骚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钺，往督西旅。公于是时，方叔、召虎。入赞兵政，出殿大邦。恩威并行，春雨秋霜。兵练民安，四夷屈降。公于是时，临淮、汾阳。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枢衡。公于是时，萧、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恼。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镇偃息。③堂堂魏公，河岳之神。四十馀年，其德日新。钟鼎有尽，竹帛莫陈。惟其大节，蔽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公惟人杰，而不自贤。堂名阅古，以古律身。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杨万里：本朝曺武恵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罗大经：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鹤林玉露》）

吕中：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脱脱：①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 （《宋史》）②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宋史》）

李东阳：魏公治州镇，德教旁洽，政令毕举。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担负调干，不动声气而天下定。（《定州韩魏公祠堂记》）

归有光：①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②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王世贞：问宋臣，曰：李文靖之远、王沂公之公、韩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马文正公之笃，庶几尔。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陈子龙：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王夫之：①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 ②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朱轼：宋自李迪既贬、王曾没后，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宠，罔顾国家之虑。及至元昊发难，契丹败盟。大敌在外，而草窃潜兴。师徒不振，而征敛日繁。当是之时，宋事几殆，非琦与范、富共起而安定之，虽吕夷简之智，亦安所施哉？迨嘉祐、治平之间，遭遇仁、英二帝，独相者七八年。兴贤举能，修政立事。教养之风，法三代之遗意。向使继其后者，绍休遗绪，升平可致……躬定大策，遭时之难。志不舍命，卒能调和两宫，安宁社稷，自古未尝有也。始于筦库，终于罢相，历郡事无巨细，动为世法，故详录焉。（《史传三编》）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蔡东藩：赖韩琦坐镇，郭逵为辅，夏事始得就绪耳。（《宋史演义》）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1万余卷，都经其亲手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的“六一堂”、司马光的“读书堂”同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  。其子韩忠彦之后，将藏书规模扩大至7000余卷，号称丛书堂，分为六库。

曾有人假造韩琦的信去拜见名臣蔡襄。蔡襄心中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性格豪爽，于是送了他三千钱，还写了回信，又派四名兵卒护送，同时送了礼物给韩琦。此人到了开封，见到韩琦，当面认罪。韩琦并未怪罪，只是缓缓道：“君谟（蔡襄字）处事谨慎，恐怕无法达成你的心愿。夏太尉（夏竦）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又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竦。家人认为不怪罪此人已经够宽容了，不必要再写信。韩琦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蔡襄，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果然被夏竦授予官职。

名儒石介编撰《三朝圣政录》后，准备呈献朝廷。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有几件事不可上，其中一件是，宋太祖沉迷于一个宫女的美色，以致经常延误上朝时间。群臣有些非议，后来太祖觉悟，便乘宫女熟睡时把她杀了。韩琦说：“此事难道可以作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溺，却又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杀害无辜之人。宫女有什么罪过？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人，那就要杀不胜杀了。”石介便删去了几件类似的事，并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韩琦在北宋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韩魏公集·序》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即使在辽和西夏，也是“夷夏具瞻”，以致于韩琦在宋神宗初年镇守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时，辽使过境，一定要告诫其部属不得有索求。而按当时之例，辽使经过北京，与留守通信，均未书名。待韩琦就任后，来宋祝贺同天节的辽副使成尧锡却特意在信中书名，以表敬重。宋方每次遣使出使辽朝，辽人都要询问韩琦的近况。

此段记载虽有夸大成分，但也显示了韩琦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高。

好水川之战，据说是西夏李元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得胜。大败韩琦后，张元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宋太宗、仁宗都曾在大名府郊外畋猎，并题数十首诗，被守臣贾昌朝刻在石碑上。韩琦到大名府任职后，把这些石碑藏在班瑞殿的衬壁内。有人劝韩琦拓片摹本呈献给宋神宗，韩琦不同意，此人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韩绛来大名府后，就把诗摹下，进呈神宗。韩琦知道后，叹息道：“我从前难道不知道呈上这些诗的好处吗？只是顾虑到陛下正锐意平定四夷，不该更引导他这样做。”

韩琦知扬州时，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每杈各开一花，上下红，中间一圈黄蕊，称为金缠腰（后又称金带围），据说出现这种花，城内就要出宰相。韩琦觉得很奇异，想再约三位朝官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当时王珪以大理评事为扬州通判，王安石以大理评事任淮南判官，都在扬州，便都请了。还差一位客人，就以州钤辖诸司使充数。到了第二天，钤辖使忽然患腹泻不能来，就临时拉了一位路过扬州的朝官陈升之（一说是吕公著）参加。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甚为欢乐。三十年后，四人均担任宰相  。此事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后山谈丛》《墨客挥犀》等多种笔记。

韩琦在扬州时，与王安石还有一段纠葛，见《邵氏闻见录》。大意为：韩琦知扬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扬州任佥判。王安石每晚读书至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琦疑其不检点，夜饮放荡，对他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王安石不予搭理，对人说：“韩公根本不了解我。”自此与韩琦不睦。

但关于这个故事，疑点颇多。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两年后回到京师。韩琦庆历五年（1045年）方才知扬州，他们未必能够见面（“四相簪花”的故事也存在这个问题）。而王安石又不在州署办公，韩琦未必能见到王安石办公不及梳洗。后来王安石秉政，虽与韩琦的意见多有分歧，但对其人评价仍然很高，在韩琦去世后，又有“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露輀”的挽词。这与上面所说并不相符。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人有死而为阎罗王者，如韩擒虎、蔡襄、范仲淹、韩琦等，皆屡见传记。”

《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传第七十一》

《史传三编·卷三十·名臣传二十二》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年－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2012年电视剧《苏东坡》：薛中锐饰演韩琦；

2020年电视剧《清平乐》：杨玏饰演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