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

陈乔年(1902—1928)，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15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党，同年转为中国党党员，是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3年4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6年3月18日北方区委组织一万多名群众，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在陈乔年等北方区委的带领下，群众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行进，陈乔年被敌人刺刀刺伤胸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组织群众进行撤离。1927年陈乔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6月起任顺直省委委员、中央代秘书长。大失败后，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陈乔年出席会议，并对其父亲陈独秀在大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会后，被党中央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秋，又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重新聚集力量。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陈乔年被捕。1928年6月6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人物简介

陈乔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生于1902年。陈乔年于1915年先后在上海法语补习学校、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党，同年转为中国党党员。1925年任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在中国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失败后，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陈乔年出席了会议，并对他父亲陈独秀在大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被党中央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秋，陈乔年又被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派破坏的党组织，重新聚集力量。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机关遭到上海派的破坏，陈乔年等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生平经历

求学生涯

陈乔年，1902年生于安徽安庆。幼时，他与哥哥陈延年同在家乡求学，勤奋攻读。1915年，

兄弟俩离开故乡到上海读书，与他们的父亲――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和陈乔年遂在上海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两人都考入复旦大学。

1919年12月，在五四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乔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3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步抛弃了原来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1922年冬，经中央批准，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中国党。

远赴苏联

第二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陈乔年等人离开法国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组织部长。经历了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陈乔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满了为国效力的;目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建立后形势的蓬勃发展，又使他对充满必胜的信心。陈乔年一来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当时的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日趋高涨，但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妄图破坏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也发出叫嚣。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北方区委的前身)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以适应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需要。但当时军警检查甚严，办刊物、印传单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经常改换印刷厂，而有的印刷厂又不敢承印宣传品，有的则乘机抬高印价。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进行斗争，回击各种谬论，北京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秘密印刷厂，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乔年。

工作

经过认真的筹划和准备之后，1925年2月的一天，陈乔年在北京大学一院的一间教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创建印刷厂的具体事项。陈乔年首先征求了与会者中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见，然后提出两星期内把印刷厂办成的要求。会后，几个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打听市场行情，选购旧机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赁合适的房屋作厂房，招收因被资本家开除的印刷工人进厂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

这个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生活》和一些传单等。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印刷厂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里才开始印刷党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大约半年以后，为避开敌人的耳目，印刷厂又迁移地址，更换厂名，使敌人一直也没搞清这个印刷厂的真实面目。就这样，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工作了1年多，保证了《向导》和《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陈乔年任组织部长。

北方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立即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李大钊和赵世炎、陈乔年认真分析了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委的情况，根据工作需要，规定了学员条件，确定了各地委选派学员的名额。并经中央同意，请当年4月从苏联回国的罗亦农担任校长，主持党校工作。

党校开学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陈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形势和国际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个月后，这一期党校结束。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热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团的基层领导干部，为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与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11月，由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与倾向的国民军联合反奉，使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在群众运动强有力的冲击下，由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摇摇欲坠。鉴于这种形势，在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义，建立国民政府，以结束军阀的统治。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运动，但其上层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军的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于成功。陈乔年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两手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纵然起义难于持久，起码也可以显示群众的力量，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后，采纳了这个意见，作出了发动“首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计划，具体负责“首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陈乔年虽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首都

经过数天繁忙的秘密准备工作之后，的头目到国民军那里造谣，挑拨中国党与国民军的关系，使国民军的态度发生变化，背弃了响应群众行动的诺言，竟派兵保护段祺瑞执政政府。28日清晨，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突变的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区指挥部停止行动。但在当时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有的区因没能及时接到通知已开始向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并散发了大量号召实行“首都”的传单。情况紧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带领广大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各机关继续展开猛烈冲击，并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规模。29日，在群众之后，“首都”即告结束。

“首都”虽然显示了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政权、成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实践证明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他在大好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表现，则说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见日舰驶来，就以旗语制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竟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蛮横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集会，陈乔年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以保护其安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在参加国民大会之后，又同2000多群众一起结队，并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

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不久，段祺瑞的军警竟开排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血流遍地，秩序大乱。见此情景，陈乔年大喊：“不要乱!”随即沉着地指挥周围的群众撤退。这时军警一面射击，一面端着刺刀向群众逼来。在拥挤中，陈乔年被刺中，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

在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立即询问区委其他同志的情况，当他听说李大钊、赵世炎还没回来时，非常着急，让刚刚回来的汤汝贤马上前去寻找。直到李大钊、赵世炎等安全返回机关后，他才放下心来。

当天，北方区委就开会研究惨案发生后应采取的对策。负伤的陈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特殊贡献

作为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长，陈乔年除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为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中国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组织建设的经验，因此，摆在陈乔年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他不怕困难，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勇于探索，终于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区委对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是当时组织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陈乔年经常深入到学校、工厂、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

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使陈乔年在斗争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时，在区委机关工作的同志经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加夜班，陈乔年见有的年轻同志爱打瞌睡，便主动到他们那里，一边写东西，一边陪伴他们，写完了文章，又帮助他们工作。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劝他早点睡觉，他却笑着说：“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没有了。陈乔年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充满乐观主义的战士!

中央委员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

会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险恶，派到处疯狂搜捕党人和群众，党组织和力量不断遭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由于有他们日夜为奔走，上海力量克服艰难险阻，重新聚集起来。

被捕牺牲

正当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出现了新面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这样一来，反倒使敌人间接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气节。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党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失去了一名坚强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陈乔年的英名和他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