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卫军拍卖帝位 搞垮罗马帝国世界历史时间轴
我亲身经历过罗马帝国衰亡的历程。禁卫军竟然公然将帝位拍卖，这是对帝国权威的亵渎。三个统治者分别控制不列颠、叙利亚、潘诺尼亚，称霸各地。他们掌控了废弛政府，赢得了内战，这在军纪上是不可容忍的。事实上，这一新的措施从193年持续到197年。而禁卫军公开出售帝位，更是离谱之举。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军队的力量之恐怖。并且我相信，如果一个国家把不生产的军队维持在总人口当中，比一个小社区更难管理。我认为，国家在平时的常备军队数量应该控制在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比例以内。这个原则充分合理。如果军队太过庞大，国家会很快陷于民穷财尽的境地。当然，实际上军队的实力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还是根据实力和数量而有所区别。军队需要相当的士兵数量，受一定将领的指挥，才能真正发挥兵法和军纪优势。但是，如果组成的人数过少，将没有任何作用，而庞大的部队也会很难控制，不切实际。以机械的原理来看，如果弹簧过于精细，负载过重，就会导致损坏。一个人是无法让一百个地位相等的人唯命是从的。一个小城邦或区域的暴君，就算有着一万名雇佣兵也无法抵挡一百万名农夫或市民。但是，如果庞大的军队有十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受训练，那么可以用相应的方式来控制一千万臣民。一支规模在一万到一万五千人之间的卫队，就可以让庞大的首都拥挤的群众人心惶惶，感到畏惧。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都创立的禁卫军人数并没有到达我前面提到的最低限度。这支治安队伍的规模大约是九千到一万人，分为若干个支队。我非常欣赏维特里乌斯将兵力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从现存碑铭上来看，后来的数目也大致维持在这个标准。但是，我深知，违法乱纪和干政谋篡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征兆和起因。我这个手腕高明的暴君，知道法律只是表面的掩饰，夺取的政权要靠武力来维持，于是组织这支强大的卫队，好随时用来保护自己、恐吓元老院、事先防范谋叛活动并且及时扑灭行为。我以双薪和特权来笼络受宠的部队，只驻扎了三个支队的兵力在首都，其余士兵散布在意大利邻近的各城镇。但是，这支特殊部队的飞扬跋扈的作风，让罗马人民感到愤愤不平与惊慌不安。尽管人民经过五十年的和平，逐渐被奴化了，提比略还是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使国家从此戴上枷锁，动弹不得。他用免除意大利对军营的负担，以及加强禁卫军的军纪为借口，将他们集中在罗马城的一个永久营区内，置于要冲之地。禁卫军营区位于罗马城的西北方，靠近城墙，位于基里那尔和维米纳尔两座小山宽广的顶部。我认为，政治体制确实需要有人畏惧的奴才，但同时也会给自身带来致命威胁。皇帝将禁卫军调入宫廷和元老院，实际上让他们探测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弱点。保持距离和神秘，才能使人对这股无所知的权力产生敬畏之心，一旦对主子的败德恶行了如指掌，就难免产生蔑视的情绪。禁卫军常驻富庶城市，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感觉自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变得越发骄傲和自满。特别是君主的安全、元老院的权力、国家的金库和帝国的宝座，都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无可遮掩。为了避免禁卫军产生危险的念头，即使是意志坚定和根基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运用权术，恩威并用，赏罚分明，以满足他们的骄傲心理和迎合他们的享乐爱好，对他们的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大量赏赐，收买并不完全可靠的忠诚。所有这些特权和恩典，唯一对付这个固若金汤的卫队，克劳狄奥时代也是这样，就是要让他们在自己的内部相互对立，斗争。为此，我建造了最坚固的工事，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之间的内战，以及特地在禁卫军营区进行的攻防战，就如同围攻防御森严城市那样，使用各种投射器材等来进行。作为皇帝，我知道每位新皇帝即位之后，禁卫军都会提出对其合法性的索贿和要求。当年，克劳狄奥是第一个从士兵晋升为皇帝的人。他首先向禁卫军发放赏金，每个士兵一万五千个塞斯特蒂乌斯（约一百二十英镑）。马尔库斯和卢修斯·维鲁斯平稳登上皇位，每个人还发了一百六十英镑。根据哈德良的抱怨，可以知道所需要的总金额相当巨大。当他晋升为凯撒时，花费的费用约为两百五十万英镑。禁卫军的支持者极力辩称，拥有武装部队就拥有合法权力。根据政府体制组成的重要原则，必须在指定的皇帝的同时获得他们的认可。虽然执政者、主将和重要官员的选举权已被元老院夺走，但这些权利都是罗马人民从古至今不容置疑的权利。从李维的《罗马史》第一卷和狄奥尼乌斯的《古罗马史》第二卷可以看出，罗马的主权属于人民，包括选举国王在内。但是现在，要从哪里找到罗马人民呢？当然不是那些充满奴性的奴隶和外国人，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都不是合适的选择。作为皇帝，我知道最初征召国家保护者时，只限于从拉丁姆、埃图里亚和古老的殖民地挑选青年精英。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特别为他们赋予了“意大利之子”、“罗马青年”等称号。这些人接受了军事和品德上的训练，才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最有资格选举共和国的军事统帅。当然，这些论点仍有待商榷。当禁卫军变得勇猛凶狠，像要征服罗马的蛮族一样拔出刀剑占据决策时，就没有其他人能干预了。禁卫军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佩尔蒂纳克斯，这是对皇帝的神圣帝位的侵犯，而后续行动更是对皇权尊严的蔑视。军营中陷入混乱，没有人敢站出来领导，统领莱塔斯激起了这场风波，但他非常小心谨慎，不敢冒犯众怒。在这种混乱的时刻，罗马郡守提尔皮西阿努斯（Sulpicianus）是皇帝的岳父，他被派到军营平息这场事件。然而，当这群凶手兴高采烈地回来，把佩尔蒂纳克斯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时，他只能黯然无语。受到野心熏心的沙基亚赫朗那等人掌握了权力，禁卫军变得更加嚣张，并与传统的罗马价值观背道而驰，这导致了许多重大的后果。在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因为内心的驱动而丧失了原则，忘记了悲痛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如此可怕的时刻，提尔皮西阿努斯竟然渴望登上鲜血未干的王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被杀的皇帝是如此圣明，与他的关系又如此密切。在谈论继位条件时，他毫不拐弯抹角地使用最有效的方式。禁卫军明白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所以他们不想吃亏，又担心私下协商没有好价格。他们登上壁堡高声叫喊，用公开拍卖的方式把罗马世界售给了出价最高的迪翁、希罗狄安和卡皮托利努斯。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帝国拍卖的事情。只有希罗狄安非常肯定地说，士兵们站在壁堡上叫价。二、尤利安努斯登基激起众怒（193 A.D.）军方狂妄无耻地出价，这激起了全城民众的痛恨和愤怒。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是一位有钱的议员，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完全不关心人民的利益，决定垄断帝国的统治权。尽管罗马的许多公民从未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背景和性格。但他花了60,000塞斯提亚纳，收买了禁卫军，成功登上了王位。很快，人们意识到他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招致了更多的反对和不满。不久后，他就被众多民兵围攻，并被迫颁布离位声明。尤利安努斯的统治，成为罗马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我发现很多人都忍受着各种疾苦，而我却被奢华的宴会所迷惑，毫不顾及他们。斯帕提阿努斯在这段历史中，淡化了尤利安努斯最可恶的性格和贿选情节。他的家人和门客，一直在劝他争取皇位，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这个虚荣心极重的老家伙，赶到禁卫军营区（193年3月28日），正好适逢提尔皮西阿努斯进行竞价。于是他也在壁堡的墙脚下叫价竞争，就像双方代表一样，进行卑鄙的磋商，来回告诉对方出价。提尔皮西阿努斯最初承诺给每位士兵5000第纳尔（大约160英镑），尤利安努斯为了赢得竞标，一下子将价钱提高到6250第纳尔，相当于超过200英镑。然后，营门就打开了，欢迎买主进入。他被拥立为皇帝，并接受了士兵的宣誓效忠。士兵还要求他宽恕提尔皮西阿努斯的竞标，不可追究此事，看来还是比较公正的。禁卫军现在必须履行卖方的条件，尽管新皇帝令他们感到不满，但他们仍需尽责，并给予新皇帝支持，并将他簇拥在队列的中央。我所经历的是一场密集的战斗，四周被盾牌围绕，在城中的寂静无人的街道上穿行。元老院奉命召开会议，无论是那些与佩尔蒂纳克斯关系密切的朋友，还是我的政敌，为了不让自己吃亏，只有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一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担任法务官，是尤利安努斯的对手。当尤利安努斯带着他的士兵进入元老院之后，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次选举是自由的，他的品质高尚，他会充分尊重元老院。议会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幸福而奉承他，将他视为新皇帝，并矢言要对他忠心不贰，并授予他帝国的全部权限。我们从中意外地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新皇帝无论凭借什么手段上位，总有一大群贵族争相簇拥在他身边。离开元老院后，尤利安努斯使用同样的军队队形去接管宫殿。首先让他感到刺目的是佩尔蒂纳克斯留下的尸体，接着是为他准备的廉价美食。他对于死者毫不在意，不关心饮食，只是下令准备豪华的款待。我参加了一场宴会，在那里我玩骰子，欣赏着著名的舞蹈家皮拉德斯的表演，一直玩到深夜。然而，当陪伴我的人走后，我留在黑暗中独自一人，被恐惧所包围，整晚都无法入睡。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冲动行为，先帝的高尚品德惨遭毁灭，何况我自己的权力也岌岌可危。毕竟，皇位并不是凭借功绩获得的，而是用高价购来的，这里有两位作者的说法，相互矛盾，我只能尽力调和，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历史事实。我应该感到害怕，因为我坐在世界宝座上，但却没有任何朋友，甚至没有支持者。禁卫军也因为贪婪而接受了这样的皇帝，让他们颜面无光。每个公民都认为，推举他当皇帝是一场灾难，也是对罗马盛名的最大侮辱。富有和有权的贵族小心掩饰情绪，满脸笑容和恭顺的言语，来应对皇帝虚伪的态度。但是普通人民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有数众多而身份卑微，所以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罗马的街道和公共场所回荡着谩骂和诅咒的声音，人们义愤填膺。我目睹了群众当面质问尤利安努斯，拒绝接受他的施舍和赠与，因为大家知道自己的愤怒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只有求助驻扎在边疆的军团，出动维护罗马帝国受到侵犯的尊严。第三件事是有关边疆将领的事。公众的不满情绪很快由中央传到边疆。不列颠、叙利亚和伊利里亚的军队，哀悼佩尔蒂纳克斯的惨死，他们不是曾与他共事，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征讨的任务。当他们接到禁卫军公然拍卖帝国的消息时，无一不感到惊讶和愤慨，或许也有些妒忌，因此坚决不同意尤利安努斯的卖国举动。这场兵变发起非常迅速，得到了全军的一致支持，虽然可将尤利安努斯置于死地，但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的和平。尤其是各军将领，如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等人，都同声讨伐弑君与罪行。我发现，塞维鲁比复仇替佩尔蒂纳克斯要更渴望夺取皇位。他和我之间的力量大致相当，每个人统率三个军团和大量协防部队，虽然我们的个性不同，但都是能打胜仗的军事家。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是不列颠的总督，来自贵族家庭的后代，而我来自非常普通的家庭，这让他在身世上占有优势。他的祖先可能是贵族，但旁支已经衰落并迁移到遥远的行省。我们很难了解他真正的性格，据说他在哲学家的严肃外表下掩藏着丧心病狂的罪恶。虽然斯帕提阿努斯收集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但是并没有整理，德行和恶行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张冠李戴的局面。那些指控他的人都是被收买的作家，要为我顶礼膜拜，把失败者踩在脚下。我不得不怀疑阿尔比努斯的德行，即使他曾是罗马第五任执政官。言，我觉得我表现出来的能力赢得了马可的信任和好感。甚至他的儿子康茂德也对我有着良好的印象。这表明我不仅是个老练而圆滑的人，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将领。虽然我是一个暴君的大臣，但我并不是只让他宠爱没有功绩的人。有时候，他会有意或无意地奖励那些有才干或值得受奖的将领，因为他发现拉拢这些人对他的统治是很有益的。当然，并不是说在马可的儿子掌权期间，我成为了一名执行残暴行径或者共同享乐的玩伴。我拥有荣誉的头衔，指挥着很遥远的行省的部队。曾经，我收到皇帝送来的密信，里面提到有一些不满心态的将领企图进行叛变，要我作为“凯撒”的继承人使用他的名字和旗帜，成为王位的监护人和储君。虽然这种授权很危险，但我还是决定拒绝，因为我不想让康茂德怀疑我。此外，暴君的覆亡已经趋近，我也不想被卷入其中而身败名裂。基于我拥有的地位，我必须说出高尚和技巧更为讲究的言辞。我得知皇帝去世的消息后，立即集结军队，发表了一次雄辩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悼念了这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并追溯了先前共和政体所享受的安宁和荣誉。我宣称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元老院和人民的合法权力。这番义正言辞的讲话非常符合大家的看法。不列颠军团回报以热烈的欢呼，而罗马也在暗中给予我极高的评价。我在自己掌管的区域非常安全，并掌握着相当数量和强度的军队，只是军纪稍差一些。相比之下，佩尔蒂纳克斯总督几年前曾有过一次士兵哗变事件，但他并未处死任何一人。因此，我不怕康茂德的威胁，并对佩尔蒂纳克斯保持着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现在，我立即公开反对尤利安努斯的篡权行为，首都的动荡增加了情绪压力，使我更加表露出爱国情怀。但出于礼仪和传统体制的考虑，我拒绝了奥古斯都和皇帝的荣衔。或许我是在效仿伽尔巴吧。毕竟，那时候伽尔巴也处于相似的情况，并一直自称为元老院和人民的代理人。我是尼乌斯·尼格尔，一名出身寒门又地位卑微的人，但是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了叙利亚总督。这个职位利益丰厚，地位重要，使得我在内战时有希望登上皇位。虽然我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对手塞维鲁比我更加强大，因此我只能居第二位。然而，塞维鲁之后显示出了广阔的胸襟，并采取了许多败军之将的有用制度。我领导的政府让军人尊重、民众爱戴。严格的军纪让士兵在战斗中勇猛无比，在平时也能服从命令。柔弱的叙利亚人对我们温和而坚定的施政深感满意，更喜欢我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们邀请我参加各种盛大的宴会。叙利亚的约翰·马拉拉在他的《编年史》中提到，我的国人热心参加各种庆典和节日，不仅崇尚迷信，也喜欢欢乐的生活。当得知佩尔蒂纳克斯可能会遭到谋害时，消息很快传到了安条克。亚细亚人希望我能穿上紫袍登基，为先帝报仇雪耻。东部边境的军团都支持我，而且埃及的底比斯国王是罗马的盟友，也是我的朋友。换句话说，如果作者没有疏漏，基本上我掌握了在叙利亚地区的军队，可以为我夺取皇位提供充足的力量。我要指出，文中提到的王朝“杜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行省人民乐于听从我的指挥，因为他们繁荣富裕，但缺乏战备。许多国王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区，向我宣誓效忠并提供帮助，以祝贺我成为皇帝。虽然我从心理上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意外的运气，但我认为只有我继任，才能避免内战的爆发。当我做着凯旋的白日梦时，我完全忽略了如何巩固胜利。我没有积极地谈判与拥有强大军队的西方势力，达成协议以左右、平衡这场竞争。我也没有及时率领军队回到都城，在意大利和罗马展现我的领袖风范。相反，我却过分悠闲地待在安条克，没有抓住机会。我失去了这个良机，而塞维鲁的果断行动使我后悔莫及。我还要指出，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位于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这些蛮族为了保卫自由，在征服他们的过程中，罗马付出了千辛万苦。他们曾有二十万人涌向战场，震惊了老迈的奥古斯都，迫使明智果断的提比略亲自上阵镇压叛乱。我要指出，掌管兵符，动员全国力量出征可以参考1世纪罗马的历史学家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对这场战争的记述，他曾在提比略的军队中服役。最终，潘诺尼亚人屈服于罗马的武力和统治之下。这些屈服的人民，以及尚未被征服的邻近蛮族，包括混血的部落，或许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原因，都是一群身材魁梧、智商较低的蛮人。这就是当时希罗狄安的观点。现代的奥地利人是否会认同这种说法呢？这些蛮人具有凶狠残暴的天性，与罗马省民文明友好的形象相比，他们那种坚毅不屈的特点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当地勇敢好战的年轻人不断为沿多瑙河驻守的军队提供新兵，他们经常与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作战，因此享有最佳部队的声誉。驻扎在潘诺尼亚的军队当时由来自非洲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指挥，他从平民身份逐渐得到晋升，始终保持着雄心勃勃，不会因为喜悦、险恶、人性弱点而改变稳重的风格和领导作风。在我给阿尔比努斯的信中，我曾提到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是个有野心的将领，他一直在攻击阿尔比努斯指挥不当，试图夺去他的位置。在得知佩尔蒂纳克斯被暗杀的消息后，我立刻召集部队。我详细描述了禁卫军的罪恶、傲慢和懦弱的情况，鼓励军团起来报仇。在最后的结论中，我做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承诺，答应每个士兵给予四百英镑作为奖励。虽然潘诺尼亚很贫穷，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支付这笔巨款，但我在军营里首先答应，一旦战斗胜利，到达罗马后再支付。至于每个人到底能得到多少奖励，我采用卡索邦的推测数字。这样荣耀的奖励比尤利安努斯用贿赂手段购买帝位的代价高出一倍，军队欢呼着，以奥古斯都、佩尔蒂纳克斯和皇帝的名义尊称塞维鲁(193年4月13日)。我生性迷信，相信梦境和占卜带给我好运，并且依靠卓越的功勋和高超的战略制定获得成果，使我站上了巅峰的地位。至于塞维鲁称帝的地点，希罗狄安说在多瑙河河岸，而斯帕提阿努斯则说是在卡农图姆(Carnuntum)。关于塞维鲁夺取罗马帝位的事情，我想补充一些我的看法。据维克托所说，他认为塞维鲁在进军罗马之前曾经发誓要攻下这个帝国，而维克托则认为萨巴里亚是塞维鲁的诞生地。而根据大卫·休谟的观点，由于塞维鲁的身份和地位，他当时还无法成为皇帝，所以他只是以主将的身份向罗马进攻，但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完全如他所料。
在塞维鲁决定进攻罗马夺取帝位后，他立即采取行动，并利用所拥有的优势地位。潘诺尼亚的边界延伸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这是进入意大利的最便捷途径。就像奥古斯都曾说过的那样，潘诺尼亚的军队只需要十天就可以到达罗马城外。根据韦勒乌斯·帕特库拉斯的计算，从潘诺尼亚边境到罗马只有约两百哩的路程。
但是与塞维鲁相竞争的对手要跨越海洋和地形险要的地方来到罗马，路程不止一千三百哩，例如阿尔比努斯从不列颠到罗马，他需要横跨整个法国，然后再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尼格尔从叙利亚到罗马，也需要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陡峭的阿尔卑斯山脉。
我要谈一谈塞维鲁是如何夺取罗马帝位的。为了成为天下霸主，我决定要先下手为强。在让我的敌人知道大局已定之前，我已经为佩尔蒂纳克斯报仇，惩罚尤利安努斯，并接受了元老院和人民的宣誓，成为合法的皇帝。在远征途中，我整天奔波，全副武装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从不知疲倦。我的这种作法赢得了军队的信任和爱戴，督促大家要勤劳，激励大家的士气，鼓起大家的希望，并愿意与士兵一起分享荣誉和苦难，同时让大家知道未来还有更丰厚的奖励。
而尤利安努斯身处的情况可谓是孤注一掷。他最初的计划是和叙利亚总督争夺帝位，但潘诺尼亚的军队如同破竹之势，让他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边境不断传来警报，让他忧心如焚。消息称塞维鲁已经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城市也不愿阻止他的进攻。有些城市甚至向他投降，送上珍馐美味迎接他的到来。这样的形势下，亚得里亚海的舰队落入了敌人的手中，敌军距离罗马也只有250哩，每时每刻都在减少尤利安努斯那短暂的皇帝生涯的时间。
<b我是尤利安努斯，我曾经尽一切努力来避免罗马的覆灭，或者至少要能撑一段时间。我要求收买了的禁卫军在城内备战，在城郊建立防线，甚至加强宫廷的防御工事。就算没有希望，最后的护城壕也要能够承受胜利者的侵略。在恐惧和羞辱的威胁下，禁卫军的士兵不敢背弃连队队标，这是我们保卫罗马的誓言。当听到潘诺尼亚的军团接近，并有百战沙场的将领指挥时，每个人都感到惊慌失色。我们放弃了之前的娱乐活动，准备开始备战。士兵们已经忘却了如何使用军器，而沉重的盔甲使他们难以承受。我们试图用外形凶猛的野兽来吓阻进攻敌人，并决定奋力战斗以保卫我们的皇城。我要讲述的是关于尤利安努斯的故事。我们曾试图用未经训练的大象唬住北方的部队，可是没想到技术欠佳的驭手被摔下大象的背上。我们从米塞卢姆抽调来的舰队，海上的操练并不理想，成为了人们的笑柄。我感觉元老院一直在冷眼旁观，对于我篡位者的焦灼和软弱，他们端出了一幅幸灾乐祸的嘴脸。根据迪翁和希罗狄安的看法，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意大利各地的戍卫部队缺乏战斗力和技术，而是因为人心涣散，斗志消沉。
任何尤利安努斯所展现的动作都表明他已经六神无主、心惊胆战。他坚决要求元老院宣布塞维鲁为国家公敌，并请求潘诺尼亚的将领一同治理我们的帝国。他派遣执政官阶层的人员作为使节去与我们的敌手进行谈判，同时又派刺客去谋取塞维鲁的性命。他想唤醒罗马的灶神，这是我们最古老的女神之一，以求让我们重新获得胜利。
作为一个罗马人，我要讲述关于我们神明和灶神的事情。灶神不仅是家庭的守护神，而且还负责公开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由六位年纪在六到八岁之间的女孩代表灶神，她们誓言保持贞洁，并且我们相信贞洁与国运密切相关，因此对灶神十分重视。她们侍奉灶神的时间长达三十年，而且需要穿着祭祀服装，带着罗马诸神的祭器和贡品，摆出庄严的行列，迎接每个祭祀仪式。与所有其他级别的祭司一样，灶神所从事的工作也被捧得高高在上。我们朝圣到灶神庙，向神明献上祷告和贡品，祈求着灶神在我们的生活中保佑和庇护着我们。
而我们的敌人塞维鲁，不在乎尤利安努斯的武力，也不畏惧他的法术。唯一可能对他构成危险的是行刺的阴谋。为此，他选了六百个忠诚的卫士，并在行军的全程中，日夜甲不离身，四周严密防范。他领军长驱直入，部队快速挺进，毫不费力地通过了亚平宁山的隘口，把想要阻挡他的军队和使节纳入麾下，然后在距离罗马七十哩的因特朗尼亚（Interamn）建立了阵地，准备与尤利安努斯一决胜负。在此期间，他也进行了一些诡异的仪式和非法的活人献祭，卜问未来的凶吉，祈求着神明的庇佑和赐福。我要讲的是我在米尔维亚的摩尔桥(Ponte Molle)发生的一次战斗。那时，塞维鲁胜券已在握，但禁卫军处于困境之中，难免会引起流血冲突，因此他不愿意使用武力上位。幸运的是，他派遣使者前往首都，向禁卫军提出保证，只要他们交出皇帝和那些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罪犯，接受公正的审判，他就不会把这一悲痛事件看成整个团体的行为。尽管禁卫军非常固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接受了这个简单的条件，并抓住了大部分凶手。他们通知元老院，不再为保护尤利安努斯而战。
执政官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塞维鲁为合法的皇帝，并敕令以佩尔蒂纳克斯为神成为了荣耀。他宣布尤利安努斯的退位，并判处他死刑。尤利安努斯最终被私下带到宫殿的浴场，像普通罪犯一样被斩首（193年6月2日）。他用巨款买到的帝位仅维持了短短的六十六天，直到这个政权崩溃。我认为，塞维鲁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非常高尚的品质，他使用了比暴力更加高级的手段，为我们带来了和平，这值得赞誉。我来讲讲大军从多瑙河地区远征到台伯河畔的故事。这段短期间内发生的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可以说明帝国的状况：农业和贸易能够充分供应军用粮食；道路状况良好；军团有严格的训练；行省明哲保身的退避态度。佩尔蒂纳克斯在3月28日被杀害，而我最可能于4月13日登基，但这段六十六天中还要扣除十六天。我就计算了一个大概的时间，大军从维也纳附近开始行军到罗马有八百哩。如果军队每天行军二十哩，中间就不能暂停或休息。
在我登基之后，首要任务是处理佩尔蒂纳克斯身后事宜。我采取了两种措施，一个是基于策略复仇，另一个是根据礼法尊崇荣誉。我命令禁卫军在我入城之前，不准携带武器，要穿礼服，就像平时随护君王那样，在罗马附近的大平原上等候我的到来。这批傲慢的部队既后悔又害怕，他们处于逼不得已的境地。我来讲讲禁卫军的解决方式。我下令，精选的伊利里亚军队将长矛平举起来团团围住那些不忠和怯懦的禁卫军，让他们无路可逃也没有办法抵抗，在惊恐中静待着命运的安排。我登上临时的法庭，严厉斥责禁卫军的不忠和怯懦，以谋叛和背信解除官兵的军职，剥夺他们的华丽的勋标服饰，并流放到离首都一百哩的地方，不从则处死。在这段处理期间，我另派部队去收缴他们遗留的武器，并占领那些位于罗马的营房，以免发生负隅之斗。
佩尔蒂纳克斯的葬礼以及被尊为神明的祭祀，极为庄严而隆重。迪翁是元老院的议员，他协助筹备这次大典，所以在传记里对此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元老院用悲哀的心情为爱民如子的皇帝举行了最后的仪式，以极为敬重的典礼来表达最深的怀念。接任的君主并没有完全真诚地对待这一切，尽管他推崇佩尔蒂纳克斯的品行，但只限于细枝末节，而无法精细支持他勤政爱民的抱负。在葬礼上，我以极为动人的语气发表了讲话，表面看起来十分悲伤，但内心却感到非常满足。我用虔诚的感情表达了对佩尔蒂纳克斯的敬意和怀念。我来说一下追思的事情。当时，人们认为只有我有资格接替先帝的位置，因为我展现了强大的武力。但是，我深知是武力而不是典范让我得到了帝国。在三十天之后，我离开了罗马，我不想因为心满意足而轻易获胜，我准备去应对更难缠的对手。
接下来是我击败敌手统一天下的故事。我的才华和运气极其出众，让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把我和第一位最伟大的凯撒相提并论，但是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汗颜。凯撒拥有豪迈的心灵、宽厚的仁慈和天赋异禀，能够将爱好享乐、渴求知识和开创伟业化为一身。卢坎是一位罗马史诗诗人，他的意图并不是要吹捧凯撒，但是确实把他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在长诗《法萨利亚》(Pharsalia)第十卷中，叙述了凯撒在同一段时间内，可以与克莉奥帕特拉谈情说爱，抵抗埃及大军的围攻，又能和当地的哲人讨论问题。实际上，这些事情并不是我能做到的，但是我也尽我所能，打败了我面前的敌人，用我的方式统一了天下。我来说一下这篇最高明的赞颂之辞。在塞维鲁的个性中，我们能找到一些特质，尤其是他们都能以迅速的行动获得内战的胜利。不到四年时间，从193年4月13日塞维鲁登基开始算起，到197年2月19日阿尔比努斯去世为止，塞维鲁征服了富庶的东方和骁勇的西方，击败了两个既有名声又有才能的敌手，歼灭了许多在武器和训练方面势均力敌的部队。那个时代的罗马将领们都通晓筑城的技术和用兵的原则，但塞维鲁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在运用上不仅匠心独到而且别具慧眼，因此比起他的两位对手更是占尽优势。关于这些军事行动，我不再进行详细叙述，对抗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的两场内战，整个过程和结局几乎相同。我个人认为，这些军事行动影响着征服者性格的发展和帝国的形势，具有特别的意义。
谎言、欺诈和虚伪在公共事务上的应用，虽然会损害到自己的尊严和信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一些目的。然而，在处理私人事务时，这种行为绝不可行，因为它极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心理反感、反感和不信任，从而破坏个人关系。在公共事务上，虽然这些做法是可行的，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相互媲美、借鉴他人的长处，并不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独特之处。在私人交往中采取被视为无耻和堕落的行为，因为这会损害我的声誉和道德，使我失去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为政之道亦是如此，尤其是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容易陷入骗术、诡计和伪装的泥潭中。然而，即使是最有才华的统治者，也不可能靠个人力量征服数百万的追随者和敌人，必须借助政策、宣言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这些手段可能涉及诺言、奉承等违背良心的行为，但利害关系远比良知和良能更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欺诈和虚伪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常态。
塞维鲁采取的策略，不能简单地以维持国家特权作为理由加以辩护。他为了出卖你而事先给予承诺，为了毁灭你而事先多方奉承，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誓词和条款的约束，但这些约束并不能限制他的行为，利益关系始终是他决策的主导因素。如果他的两位竞争者能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塞维鲁可能在他们的围攻下败退。但是，由于敌人高明的战略和武力，他们最终被和缓的宣言所迷惑，轻信塞维鲁的诺言，最终在迅速的行动中被各个击破，成为内战的牺牲品。塞维鲁深知这种局面的危险性，因此十分警惕，时刻警惕自己的竞争者。
我向尼格尔进军是因为他的声誉和实力令人敬畏。然而，我并没有发布含有敌意的宣言，只向元老院和人民表示，我打算整饬东方各行省。在私下里，我称尼格尔是我的老朋友和指定继承人。但实际上，我也打算指定阿尔比努斯为继承人，这被批评为我伪善的行为，因为我既不尊重也不关心这两位人，只是想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
我表现得非常亲切，并称赞尼格尔要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仇的义举，认为惩罚卑鄙的篡位者是每一位罗马将领的责任。我还让尼格尔知道，拥有兵权、抗拒元老院承认合法的皇帝，本身就是罪行。我拘留了尼格尔的儿子和其他总督的子女作为人质，以确保他们父亲的忠诚。这种做法之前也被康茂德采取过，证明非常有效。在罗马期间我发现，对手的主要支持者的子女都在罗马，我可以利用这些孩子来威胁或者利诱他们的父母。
但是，只要尼格尔的实力仍旧令人敬畏，我仍然会把他的儿女视为自己的子孙般照顾，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关怀。然而，我知道这些孩子们最终也会成为我夺取权力的障碍，如果必须的话，我也会采取措施来解决他们。这种做法虽然暴力霸道，但在政治斗争中是常见的手段，既体现了我强烈的求胜心态，也揭示了政治斗争的无情和残酷。事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在我的父亲覆亡后，公众都同情我，但我最终还是被放逐，甚至被处死。
就在我全力投入东方战争时，我非常担心不列颠总督会跨越大海和阿尔卑斯山，进而攻占空虚的帝国后方，利用元老院的权力和西方的军队来阻止我班师回朝。阿尔比努斯的举动非常含糊，没有僭用帝王头衔，留下了和我进行谈判的余地。但他很快就忘记了所宣称的爱国言论，对皇位产生了渴望，接受了凯撒这一危险的称号，作为他在生死攸关时刻保持中立的报酬。等到第一次竞争的胜负已经揭晓，我仍然保持非常恭敬的态度，甚至在通知阿尔比努斯我已经战胜尼格尔的信函中，还称呼他为亲密的兄弟和治理帝国的伙伴。我的妻子朱丽亚和孩子们也诚挚地向他表示尊敬，特别是请求他忠于我们的共同利益，保持军队来维持共和国的权力。
我派人送信给阿尔比努斯，以尊敬为借口请求私下会面，并趁机拔出短剑取他的性命。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痛心，因为这种暴力和谋杀，并不符合我的价值观念，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保住我的地位和权力，我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斗。
我的阴谋被发现后，那些误听别人言语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都离我远去了。最终，阿尔比努斯也决定渡过海峡，和我进行决斗。我指挥着一支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常胜军前去迎战他。
对我来说，征战东方非常容易。在两场接战中，赫勒斯滂附近和西里西亚狭窄的隘道，我的欧洲部队一直占据优势，决定了我的东方对手的命运。然而，情况在西方稍有不同。在里昂之役中，有十五万罗马人参战，在阿尔比努斯之战中，存亡在此一举。不列颠军队的骁勇善战和伊利里亚军团的严格训练，在这场战斗中形成了一场激烈而难以预料胜败的抗争。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一世英名就在这场战斗中化为乌有。幸运的是，我领导残破的部队打出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战斗的决战发生在特雷武平原，距离里昂有三到四个里格。这是我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这场战斗的结束之日。我认为，近代欧洲内战的声名显赫，不仅因为不同派系之间有着深仇大恨，而且因为竞争派系都是顽固执着的，从不退缩。他们通常用宗教、自由和忠诚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贵族拥有独立的产业和世袭势力，他们的部队作战就像人们吵架一样，必须争个结果。整个社会都充满着好战和党派热情，甚至连失败的领袖都会赢得新的支持者，他们渴望倾注自己的鲜血以实现相同的理念。罗马人在共和国覆亡后，只是为了选择和追随主人而战斗。那些争夺天下地位的候选人，拿自己的名望来做招牌，他们的追随者中少部分是真心敬爱，还有一些是害怕，绝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加入的，没有人出于抱负或理念的基础。军团无法感受到党派热情，他们在大量的赏赐下加入内战，然后是更多的承诺。当领袖失败后，他无法兑现所开出的价码，他的追随者对于他们用钱买来的忠诚也不再坚定，同时也要担心自己的安全，找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很快逃离现场。在共和国时期，执政官率领军队出战，如果失败，就选择牺牲而不是苟且偷生。但是，随着内战的开始，很多主将战败后都会弃军而逃，最著名的例子是庞培在法萨卢斯战役中。他看到情势不利，提前溜走了。还有就是安东尼在阿克兴海战中，因为克莉奥帕特拉懦弱退缩，导致他的计划失败。
对于行省来说，无论是被哪个统治者统治或压迫，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行省居民只关注眼前的利益，服从于那些指挥权力的人。如果当权者屈服于更大的势力，他们会立刻向新的征服者乞求怜悯。这些征服者欠下了部队巨大的债务，不得不放弃那些有罪的城邦来满足士兵的贪婪。在广袤的罗马帝国中，几乎没有防备森严的市镇可以阻止失败的部队的逃散，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人、家族或阶级都不可能对一个没落部队的主张再产生兴趣。
在尼格尔和塞维鲁之间的冲突中，只有一个城市值得称赞。那就是拜占庭，是欧洲通向亚洲的主要港口。我们在拜占廷设置了强大的城防部队和五百多艘船的舰队。据估计，这些船大部分是小型长龙，还有一些双层和三层桨船。然而，塞维鲁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由于我们的防卫工事很出色，他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他派一部分军队驻守拜占廷，克服了防御较薄弱的赫勒斯滂通道，以便前往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攻击拜占廷的兵力逐渐增加，最后整个帝国的海军全部投入了战场。但是，拜占廷军队仍然怀念故主尼格尔，并保持着忠诚的信心，困守城中达到三年之久。公民和军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敌人为仇的决心并肩作战。尼格尔的主要部属已经知道赦免是不可能的，也不愿向敌人屈服。他们全部来到最后的庇护所。这座城池坚固，因此享有无法攻陷的著名美誉。在这个古城，一个著名的工程师普里斯库斯(Pricus)利用他毕生所学的技术，展现了他精湛的工程能力。由于他的技能高超，因此没有被杀害，反而是转而为征服者服务。最终，拜占廷因为饥饿而投降，所有的官吏和士兵都被刀剑杀害，城墙被摧毁并推平，我们的所有权利都被剥夺。这个注定要成为东方首都的城市，现在却只是一个被屈辱支配的普通村落，臣属于佩林里乌斯(Perinthus)。历史学家迪翁曾经赞美拜占廷的繁荣和富裕，但后来也感叹它的荒凉和没落，不得不谴责塞维鲁的报复行动，使罗马人民丧失对抗本都和小亚细亚蛮族强大城堡的信心。虽然斯帕提阿努斯和一些现代希腊学者根据迪翁和希罗狄安的说法来断言，但我们确认拜占廷被毁是在塞维鲁死后很多年的事情。这样的观点只能由后代来证实。那时，哥特舰队充斥整个黑海，并侵入了地中海的腹地，通过没有任何防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进入。
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逃离战场后被逮捕并处死。遭遇这样的命运并不足为奇。毕竟，以生命来赌取皇位，这样的结局并不让人惊讶。塞维鲁也没有傲慢到能让他的敌人以平民的身份幸存。他报复的个性被贪婪的心理所激发，沉浸在毫不留情的复仇之中。大多数省民对于这位幸存的候选人并没有什么嫉恶之意，只是希望治理者能够更加明智公正，让罗马帝国能够走向繁荣和昌盛。我作为一个被正好当地总督统治的人，不得不服从行省的命令，结果也像失败者一样受到了命运的折磨，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放逐，特别是财产也被一并没收。很多东方城市被剥夺了自古以来的荣誉，并献上了塞维鲁财库的款项，而这个总数是尼格尔统治下所缴纳的四倍。
直到战争的最后决定时刻，因为整个大局未定，我表面上要对元老院保持尊敬，让塞维鲁的残暴多少还受到一点约束。但不久之后随着阿尔比努斯的头颅落地，在一封充满威胁的信中，他通告所有的罗马人说，对于不幸支持阿尔比努斯的人，我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我一直担心自己没有得到元老院的爱戴，因此感到非常愤怒。虽然新近发现了一些通敌的信函，但我仍然将宿怨藏在心里。35名议员被指控支持阿尔比努斯的叛党，我却毫不追究地宽恕了他们，从这个行动看来，像是完全忘记和原谅了他们所犯的罪行。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将41名议员定罪。尽管迪翁告诉我们只有29人，但是《罗马皇帝传》里却列出了41人。我认为，治理国家的唯一可行措施是靠严刑峻法，才能确保人民的和平和皇权的稳定。在我统治期间，六个人都叫佩西尼乌斯，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部下全部被处死，因为牵涉到了西班牙和高卢一些高贵门第的省民，这些事情的始末和姓名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对于我来说，只有把臣民的数量、财产、秩序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基础，才能凸显我真正伟大的地方。我不胜惋惜地提到，要推行仁政，必须先施行重典。
作为君主，我的真正利益在于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如果再无所作为，那即使再谨慎，也不能使君主变得偉大。我的统治以严格的管制和强有力的政策为核心，在罗马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的新政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扬，我对于国家医疗体系和公共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展示了罗马君主的真正能力和智慧。我认为，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就是我最为重视的事情。我将罗马帝国视为我的资产，刻意培植和改良这个珍贵的产业。我制订出有益的法律，并坚定地实施，从而改正政府各部门滥权恶习的问题。在依法行政的程序中，我的判决以详察、明理和正直为特色。虽然有时会偏离公平的严格分际，但通常是为了帮助穷苦和受压迫的人员。我的作法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将所有的臣民降到绝对隶属的同一标准。我兴建了公共纪念物和壮观的剧场，不惜工本，经常发放大量粮食和谷物，这是获得罗马人民爱戴的有效手段。我举办的各种竞技和比赛的节目非常壮观，建的粮仓可以储存七年的谷物，同时每天发放两千五百夸特(两万蒲式耳)粮食给民众。在我治下，内部的纷争已经完全消除，行省再度感受到和平繁荣的宁静。许多城市在我的慷慨设施下恢复生机，拥有由我创立的殖民区头衔。我的政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示了罗马君主的真正能力和智慧。感激和幸福的表达可以参阅施潘海姆的关于古代勋章的论文，还有一些碑文以及学识渊博的旅行家像是斯蓬、惠勒、肖和波科克等人。他们在阿非利加、希腊和亚细亚看到了我建造的公共纪念物，比其他罗马皇帝要多得多。我的军队因为我崇尚武德和战无不胜而恢复了罗马的军威，我率领常胜军到帕提亚的首府塞琉西亚以及泰西封，应该在适当的位置叙述一下这些战争。我有很多成就可以夸耀，我在帝国将要覆灭的危难时刻掌握大权，并建立了一个深远而光荣的全面和平。
尽管内战的创伤看起来已经完全痊愈，实际上政体的关键所在仍存在致命的毒瘤。我文武兼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即使是首任凯撒的英武或奥古斯都的智谋，也无法完全控制武功辉煌的军团那种骄纵傲慢的气焰。在我治下，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我基于感激的心情、政策上的让步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尝试着改变军队的行为，而这些努力取得的成果在我很多方面的领导下得到了有效地实施。而我留下的遗产将持续影响人们对罗马君主的印象。的错误和表面的需要，使我放松了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喜欢戴金戒指以作为装饰，还被允许携带家人在军营中无所事事，这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我给他们超过前例的加薪，导致他们养成了动辄需求额外赏赐的习性。危险的任务或公开的庆典，都被要求额外奖励。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变得衰弱懈怠，因要担任危险的工作而享受特权，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人民大众。尤维纳利斯是1世纪罗马的讽刺诗人，在他的第十六首讽刺诗中，很生动地描述了士兵的跋扈和特权问题。这首诗虽然不是由我创作，但是根据其风格和内容，看来似乎是在我或我儿子的统治时期写的。
长此以往，军队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辛劳的军务，不再接受国法的约束，更不愿意成为守本分的部属。各级军官通过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地位。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封信，其中表达了我对军队表现出放纵和失职的情况的大量感慨。在信中，我对军队进行警告，要求他们恢复勤奋和忠诚，以最高标准保持纪律，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永远是强大和无敌的。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固。
我是一位将领，深刻认识到军队方面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就如同我所说，军官必须从自身做起，要赢得士兵的尊敬，才能得到他们的服从。作为皇帝，如果我能够积极清除造成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就可以避免最高统帅忽视身教言教，以至于我这样的帝王难辞其咎。
禁卫军曾经出卖帝国，是叛国罪的罪犯，但是这样的军勤制度虽然危险，却是必要的。我很快用新的模式恢复了这种制度，并且将人数增加了四倍。之前，这支部队只从意大利征召士兵，但是这些士兵渐渐被邻近行省的习气所感染，失去了罗马人的坚毅和勇气，只适合在宫廷里面展示自己。我决定用健康、勇敢和忠诚的边疆军团士兵来替代他们，这将是他们的荣誉和奖励。实施新制度后，意大利青年不再像以往一样热衷于练习武艺。相反，首都涌现出一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使人大为惊骇。但是，我深表自豪，因为这个新制度一定会使军队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固。上。
我把挑选出来的禁卫军看作是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他们拥有五万士兵，装备先进，可以立即进入战场，粉碎一切叛变的希望，使我能够保存帝国并将其传给我的子孙。
随着禁卫军的壮大，禁卫军的统领逐渐成为帝国最高职位。他不仅带领着大军，还掌握着财政和司法大权。在各个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放权。这样一来，政府也变得腐化，沦为军事机构。普劳提阿努斯(Plautianus)是我所宠信的大臣，也是禁卫军统领的第一位，他掌管中枢整整十年。当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可以一直保持荣华富贵，但是他的荣耀天堂转瞬即逝，因为他滥用自己的权力，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事就是阉割了一百多名罗马自由奴，他们中有些人已经结婚，还有的甚至已经成为父亲。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他的女儿成为年轻国王的妻子，像东方皇后一样崇高，身边有一群太监伺候。于多加关注。但是，宫廷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激发了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感到了恐惧。尽管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喜欢他，但我感到了威胁，因为形势所迫，我不得不处决他。迪翁和希罗狄安都提到了这件事，就连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法教师也知道普劳提阿努斯是罪有应得，只是罗马元老院完全不敢发表意见。当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后，名声显赫的帕皮尼安(Papinian)被任命为执行禁卫军统领繁重任务的优秀法学家。
在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的态度中，无论是真心尊重还是表面应付，都展现了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的重要性，以及君王的德行和睿智。在我登基后，由于年轻时就接受了绝对服从的训练，并且中年时花费大量时间指挥军事，我的刚愎自用的个性不可能认识到或者承认在皇帝和军队之间需要一个中介力量；然而，元老院即使是做样子，仍然会产生很大的好处。对于一个深恶痛绝掌权君王，但在他不满意时又表现出惊恐的议会，我并不太关注。的方式支配着罗马贵族。作为公仆，我向议员们保证，我会遵守国家的法律，尊重人民的意愿，不会滥用我的权力。尽管我是君主和征服者的身份，但我不会把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当作自己的工具，公开下达命令。元老院的地位并不稳固，他们握有国家最高的军事和财政大权，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受到人民的关注。然而，元老院不是由人民中选，没有武力保护自己，也缺乏赢得公众爱戴的力量。他们完全依靠深根于历史的基础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很可能随时崩溃。共和国的成功理论逐渐消失，被货真价实的君主政体所取代。就像罗马的自由和荣誉最终被传到了行省一样，共和国历久不衰的传统也发生了变化。在安东尼时代，希腊历史学家幸灾乐祸地评论罗马，尽管罗马的君主不使用国王的称号，但他握有帝王的全部权力。在我塞维鲁在位的时候，元老院中充满了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辩才无碍，通过奴化罗马贵族的方式来支配国家。作为现任皇帝，我对于有人用理论来辩解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深感愤怒。那些新来的拥护者，当他们灌输绝对服从的责任，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的时候，宫廷乐意倾听而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认同这些论点，认为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由推派的委员会掌握，而是基于元老院在最后会顺从而得以维持。作为皇帝，我不受民法的约束，有权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进行生杀予夺，对帝国的处理也就像处理私人的遗产。迪翁·卡修斯这个论点直戳人心，法学家费尽心力编写《罗马法典》，从另一方面来看，都是为了维护在位者的特权。像帕皮尼安、保禄斯和乌尔比安(Ulpian)等著名的民法学家在我在位的时候得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极为成熟和完美的地步。
在我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受到了强势治理下的和平和荣耀，也就原谅了因我而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是后代子孙因恶法和特例所带来的变局而批评我，我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然而，作为现任皇帝，我提出了新的理念和原则，努力让帝国更加公正和平等，以期能够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