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之围开启了汉朝对匈奴主动出击的新马邑之战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公元前133年，西汉在马邑策划的对匈奴进行一场诱敌歼灭战，就在匈奴单于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包围计划，致使匈奴军未达到包围圈就撤退了。此后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以报复马邑之围。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马邑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33年，由公认为是伟大皇帝的汉武帝主持，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这场战役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创建了汉帝国。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到了元光元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沃尓沃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统领。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

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

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鼢，希望田鼢为他说句好话。

田鼢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整个事件以王恢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原因在于，这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和发展。可以说，我们至今还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一、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恶战连绵不绝，想停都停不下来。除匈奴这样人口少的民族最后由于战争消耗大、内部产生而终于分崩离析民族消亡以外，汉族发展也大受影响。后来的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差不多都是依照这样的处理方式，战多和少，将军得名、百姓遭殃，皇帝老儿一家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少王朝由于敌不过民族的凶猛而被灭，最终导致汉族人民生灵涂炭，历史一次次，陷入前进的谷底。

二、这场战役创造了一套国家垄断和干预经济发展的制度。历年的汉匈战争，使得人口众多的汉帝国财政濒临崩溃，为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初期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创建起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三、这场战役改变了汉朝乃至以后的官僚制度，使小政府最终变成什么都要管的大政府。汉初时期，汉朝统治者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据司马迁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按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计算，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到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臃肿不堪，政府官员构成发生变化，权力不断分散到各个层级的大小官吏手中，这些官员都要靠政府供养。后来，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

四、这场战役发展了买官卖官制度，为后来的官僚体系提供了历史参照和依据。汉武帝并不是汉代卖官的创始人，早在文帝时期，就曾采纳晁错之意见，沿用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但当时的功爵位只是一个于荣誉称号，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拥有高等爵位的人虽然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但是仍然需要缴纳土地税。汉武帝时，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担任吏。到最需要钱的时候，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由于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

马邑之战虽未成功，但却使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武帝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