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 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对宋代及后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 新儒学“宋学”的产生 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李翱先后推崇《论语》、 《孟子》、《大学》、 《中庸》。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 “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 。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晁迥之后的胡瑗、孙复、石介，即被后来的理学家称为理学派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学“宋学”的先驱。 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称：“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 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是宋学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是“宋学”在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属于“救时行道”。而“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宋学”学派： “新学”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举，任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后，著《淮南杂说》时创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1067)，居丧在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时形成。熙宁变法时开始成为宋学中最大学派，当时称为“新学”，史称“荆公新学”，元祐时虽遭打击，但直至南宋理宗后期以前，一直是宋学的主要学派。 “蜀学”是苏洵在眉山“闭户读书”时，开始研究《六经》百家之说，晚年研究《易经》著《易传》未完成，治平三年(1066)死时，遗嘱苏轼继述其志。元丰年间，苏轼贬居黄州时完成《易传》，及著《论语说》、《书传》等，蜀学派的理论大体形成。蜀学派另一主将苏辙，元符三年(1100) 末，开始居许州“居许六年(至崇宁五年， 1106)，杜门复理旧学(蜀学)，于是《诗传》、《春秋》、《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的 13年间，不仅撰著蜀学著作，还传布蜀学。两宋之际的蜀人韩“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学派，入仕不久，即“坐为苏氏学”，宣和六年(1124)， “复坐乡党曲学(蜀学)” 。 理学则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所创，创始的时间约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于元丰年间居洛阳聚徒讲学之时。张载创立“关学”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于熙宁年间聚徒讲学于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周敦颐，曾著《太极图》、 《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因而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学派。同时的邵雍著《皇极经世书》等，创象数学体系。二程、周、张、邵五人，同被朱熹列为理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但是，理学派在北宋末仍只是个较小的学派。与理学家杨时关系密切的张觷，向蔡京推荐“其所知，遂以杨时荐”，杨时遂被起用。靖康元年(1126)，当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际，杨时又借攻击蔡京之机，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为宋钦宗采纳，但北宋随即为金所灭，理学派未能有所发展。 “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时为金兵围攻)，却管太学;不管‘防秋’ (防备秋季金军南侵)，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钦宗弟赵枢，时在金营作人质)，却管舒王(王安石)……。咸谓深中时病。” 责编：人学研究网华夏春秋栏目·紫天爵 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十三章章“学术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