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民中华农业文明的原本性认识顺天应时

(作者：樊志民，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

在中国传统农学里，农时除了用于农事过程的记录、表达外，更大程度上在于对宜农时令节气的顺应、把握与利用，是谓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问题。

先秦讲农时的文献，有《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逸周书·时训解》等。

《夏小正》、《豳风·七月》还属于比较简单的农事物候历书，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月令体例。这种月令体例成为后世的月令农书,就是逐月列出所应从事农事活动及其方法的农书,农民循此经营务作农事实用性很强。

《四民月令》是中国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后世许多农家月令书，如唐朝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的《农圃便览》等都宗法《四民月令》的体例，只是内容有所发展变化而已。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除了仍具农事历能外，最关键的是它已逐渐凝固成一种体现农业民族特点的文化和思维模式了。

月令图式产生在古代东方的中国，是这里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这里四季分明，宜于农耕。先民们以农耕者的眼光观察他们周围的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也就打上了明显的农业文化烙印。

在月令图式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国家政事服从于时令的运行，除了四方之外，特别突出了土居中央的地位。

全部图式是围绕着农业来组织、安排各种活动的。在图式中没有纯时间与空间观念，它的时空观念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的具体的时间与空间。

“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流转的。时间的量度单位虽有年月日等计量单位，但与空间相联系的天干地支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基本的标志和内容是特定的农业物候”(金春峰，《月令图示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极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

这种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圜道观念，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

图式中的天地，是生育万物的大自然。天有日月星辰之行，序为四季农时;地有山川泽谷，长养五方物产。图式中也有大量的阴阳五行内容，虽给人以牵强拼凑之感，但并无多少神秘色彩。它是以阴阳二气消长来反映天地运行、四季转换;而五行、五方、五色、五音等则是天地、季节运转的相应指示物，其中亦不无合理的成分。

例如，春季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生气方盛，阳气发泄，草木繁生披绿，故以木为春之德，木色青故色尚青，东方为阳升之处故方位尚东。夏季尚赤，尚南，尚火;秋季尚白，尚西，尚金;冬季尚黑，尚北，尚水。似乎都可依此类推，获得合理的解释。

最重要的是，在月令图式中以十二纪为坐标建立起一个标准的自然、社会运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天序四时，地生万物，人治诸业，人与天地相参，科学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基本关系。

人们只有遵循宇宙法则、自然规律，“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才能进一步认识和改造自然。不能凭借个人意志与权威随意胡来，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引发灾异，造成社会动荡。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以此来规范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建立起典型的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

月令图式以十二纪的形式表述了特有的思想、哲学观点，并且对阴阳、天地、时间、空间等基本哲学范畴结合农业生产进行了合理的界定。它表明中华民族已由农业而进于文化，并以此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内涵。

金春峰先生在《“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一文中说，月令图式是中国古代最典型、最广泛影响与支配一切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吕氏春秋》作为一部为统一后的国家政策和活动提供指导思想与方针的著作，它确定以‘十二纪’为首，统帅按时令进行的活动，是这个图式即将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的表示”(金春峰，同上)。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农业民族思维特征在吕书时代已经趋于成熟了。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