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向传统史学置疑容易，提出史学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学，殊非易事。 （作者：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现代史学家中包括“二陈”在内的一批大师巨子，所涉猎和所建树的史学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文化史学。所谓文化史学，是指著者不仅试图复原历史的结构，而且苦心追寻我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负一种文化托命的职责。 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向传统史学置疑容易，提出史学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学，殊非易事。 现代史学开创者：梁启超、胡适 已故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1941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有如下的论述：“学术思想的转变，仍有待于凭借，亦即凭借于固有的文化遗产。当时，国内的文化仍未脱经学的羁绊，而国外输入的科学又仅限于物质文明；所以学术思想虽有心转变，转变的路线仍无法脱离二千年来经典中心的宗派。”（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事实确是如此。单是新史学与经今文学的关系有所厘清，已是困难重重。按周予同的说法，晚清治史诸家中，崔适、夏曾佑都是经今文学兼及史学。只有梁启超是逐渐摆脱了今文学的羁绊，走上了新史学的道路。 就此点而言，任公先生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可谓大矣。而现代史学中的学术史一目，也是任公先生开其端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书，就是他研究学术史的代表作，至今还经常被学者所引用。诚如梁之好友林志钧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年不离于史是矣。”（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3页）但梁之史学，前期和后期的旨趣不尽相同。 1901至1902年写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甚为决绝，他总结出旧史学的“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难”（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摧毁力极大。后来写《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补编》，则表现出对传统史学不无会意冥心之处。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梁之史学都有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11至12页）。这是一种着眼于大历史的分期方法，颇能反映中国历史演化的过程。 胡适的史学在梁的基础上又有所跨越，《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专史方面已是开新建设的史学了。但胡适实验的多，完成的少，他的作用主要在得风气之先和对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提倡。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除了受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今文学的影响，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有很大关系。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里写道：“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禹夏商，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古史辨》第一册，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当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著名的“层累造成说”，胡适给予支持；而钱玄同和傅斯年也作有力的回应，疑古遂掀起波澜。顾的“层累造成说”包括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观点他想在一篇叫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章中论述，文章未及写，先在致钱玄同的信里讲了出来。倍受争议的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一条“有足蹂地”的虫，就是此信中的名句。 顾的这封信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一册第17至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读书杂志》系胡适主办，因为顾的这封信展开了一场历时个月的大讨论，直到1924年年初方告一段落。而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则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顾颉刚写了一篇六万余言的长序，“古史辨”作为学派因之而诞生。 当时与“古史辨派”相对立的是释古派和考古派。也有的概括为“泥古派”或“信古派”，指起而与顾颉刚、钱玄同论争的柳诒徵等文化史家，影响不是很大，且用“泥古”或“信古”字样概括他们的观点似不够准确，可暂置不论。考古派首功当然是罗、王、郭、董“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还有李济、夏鼐等。当然考古者大都也释古。董的《殷历谱》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安阳》等，均堪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释古派可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如果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多，系统建设少；王、陈的特点，是承继的多，开辟的也多。 最具现代性的史学家：陈寅恪 特别是陈寅恪的史学，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 他治史的特点，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三是在史料的运用上，穷搜旁通，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四是在史法上，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使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五是考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活的生命；六是对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七是融会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八是史著之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他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与文化的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创辟胜解。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称作陈氏之“史魂”。1929年陈寅恪所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柳如是别传》之缘起部分也有如下的话：“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