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中国传统中的商人与财富

 

(作者：钱文忠，复旦大学著名教授)

近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短短的30年里，中国走过了别的国家花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也未必能够走完的里程。为之震惊的不仅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自己难道不也会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感觉到匪夷所思吗?

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可分的。没有这八个字，中国的今天还至多只能是一个模糊、缥缈的幻影梦想。

于是，很多人把商人群体的登场和壮大归因为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把财富的急剧增加视作是这样一种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这样的意见自然有它的理由：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吗?“商”难道不是“四民”之末吗?可是，中国传统中不是经常有一些令人羡慕的商人吗?今天，成功的商人难道不是太多人的人生目标吗?

我们难道不是都从传统中听说过“为富不仁”吗?今天难道不是还依然有人认为“有钱人没有好东西”吗?可是同时，难道不是几乎全民都在疯狂地追逐财富吗?

问题是，如此这般将中国有关商人和财富的正面观念完全归结为外来的影响，是否准确?中国本身的传统中对于商人和财富的观念难道是一贯不变的负面吗?外因在完全没有内因的环境下，可能发生作用，或者说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吗?倘若，中国本身的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们奉为圭臬的“中国特色”的来源又在何处呢?依据又在哪里呢?

冷静地反思中国自身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貌似“常识”，却是没有足够的文化史依据的。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关商人和财富的观念，以及它们的地位，绝对不是那么低下和简单的。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商人很早就出现了。《左传》里的郑弦高退秦师，以商人的身份，临危不惧，自称是郑国国家的代表，智退秦兵。这是很有名的故事了。它不仅体现了商人的机智，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也反映出这位商人的担当，甚至是某种国家意识。郑国的国君还就与商人共同开发，保障交易公平与自由，举行盟誓。这在当时是不能再重的契约了。

我们一般认为，儒家传统似乎不重视，甚至贬抑商人。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起码在早期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比孔子小31岁的子贡“利口巧辞”、“亿则屡中”，是一位很出色的商人，看来他是贾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人物。子贡在孔门中的地位是不消说的了。子贡并没有因为他的商人出身，像后来的中国传统一样，遭到什么贬低或者非议。

著名的范蠡也是备受称赏的人物。他助越灭吴，改名换姓，后人称他为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给缺钱的亲友，传业给子孙，“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这两位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过去很多商店都挂一副对联：

“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口气不小，但是却说出了“富”和“贤”这两个关键词。中国的商人应该是自许或者自期很高的。

那么，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在传统中会给人地位低下的感觉呢?这大概与最终统一了中国的秦国传统，特别是秦始皇有关了。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和吕不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吕不韦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当他在赵国见到异人的时候，马上觉得异人“奇货可居”，投资这个“奇货”，开始了一笔天大的买卖，自己也一度控制了秦国。秦始皇对吕不韦没有什么好感，大概也就迁怒于商人。他征发兵役，就专门有针对“贾人”的。儒家、法家都是以兼并为国家大害的，自此以后，大贾豪强更是往往成为政府整治的对象。

当然，情况是不简单的。实际上，总还是有那么一些大商人和密不可分，日子也过得远比一些小官或者一般人要强。

汉朝初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后来，情况虽然好了点，但是“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然而，在汉朝又有不少商人直接从政，对国家政策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就有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

至于强盛的隋唐时期，中外商人的身影，他们的巨大财富，更是在史料中比比皆是，谁都不会觉得奇怪。整个社会在繁荣和昂扬中前行，西安、洛阳、扬州，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大家读一下唐诗，就完全可以感受到了。

程朱理学的兴起，加强了商人地位低下的印象。比如，朱熹的态度就大致是如此。我们前面提到过子贡，朱熹就引用程子的话，说子贡受教于孔子之后，就不做生意了。可见程朱对子贡是商人，心里觉得很不安，只好说子贡做商人赚钱是前科了。

问题是，程朱理学本身发生了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一般认为，中国到了明朝晚期开始落后于西方。可是，也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商人并不是没有地位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商人还是很受到重视的。我们可以从著名的徽商中举些例子。就汪氏而言，这个家族里就有这样的话：“吾累者虽不能取功名富贵，以荣其亲;而皆能勤于生理，随分有成，亦粗足以慰吾心。”“孜孜为学，期取科第而荣其亲，性弗明者使之治生理，以裨其家而无后负于平生所望之意。”

还是这个家族，有人就在明朝晚期喊出了“良贾何负闳儒”，高度张扬了商人的自觉意识。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应该记住：汪道昆。依然是他，还说：“若以舍贾而来，必不以趋贾而去”，“使吾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为粱肉?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

我们可以看出，最晚从明朝晚期起，中国传统中的商人，就自觉地认为，商业是正业之一，是维持生活的重要手段。著名学者先生说，晚明已经有了“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念。

用先生的话来讲，中国的商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秦汉以下，商人的地位虽然受到一定的贬抑，但是，这完全没有影响商人在社会上的活跃程度，更不能说，人们对财富都避之唯恐不及。经过理学的调控或者影响，在中国的传统中，明朝以后，商人的阶层，以及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反而出现了正面的发展。商人和士大夫之间的互相流动开始变得非常密切了，商人阶层明确形成了自我意识，出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商人在中国的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开始上升了。 “士农工商”这样的“四民”，逐渐演变为“士商工农”了。更加让人注意的是，15、16世纪以来，许多士大夫竟然成为商人的代言人，用自己的笔墨和口舌，用自己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为商人营造出意识形态。王阳明这样的大哲学家，李梦阳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开始为商人写墓志铭，口口声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异术而同心”了。

实际上，15世纪以来，“弃儒就贾”乃是中国社会新出现的现象，而且非常普遍，商人多数是从士大夫演化而来，士大夫也往往出身于商人家族。到了离开我们今天不算太远的19世纪，沈尧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天下之士大多出于商。”

我想，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看不起商人。正相反，中国传统中的商人自我意识鲜明，自由意识高昂。

其实，不仅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如此，我们一般认为是“出世”的佛家，实际上也和为商致富有着很深的渊源。

佛教传入中国是沿着中亚商路而行的，最早入华的僧侣，多是中亚诸胡之人，而中亚胡人尤以善于经商知名。在佛教入华过程中，商人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佛教的产生、发展与传播从未与商人及其商业行为摆脱干系。

由此而下，我们自然不应忽略元代。这主要是由于有元一代，宗教与商人的关系更为复杂而多彩。有元一代，胡商的地位明显凸现，在宗教传播与商业活动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这自然不仅在佛教方面，正如陈垣先生所指明的那样，回教势力传播的原因，首推商人的远征(《陈垣学术论文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元代中国南部沿海的几大城市如泉州、广州，回教影响骤然增加，南洋诸国也逐渐由佛教转向回教。现存的碑刻资料表明，胡商不仅与商业，而且与儒家伦理亦有牵涉。

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重新认识、发掘为商致富的正面价值。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富”和“贤”，就是“富而有礼”，就是“富而仁”。换句话说，传统告诉我们，富必须用礼、仁来规范和节制，前者应该为后者服务。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