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性格成为一面镜子，印证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武侠癖”是其中之一。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虽沾点边，却不靠谱。论暴力，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都是领袖，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侐。这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是创立制度的家，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

真正解释武侠文化母体是江湖。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这种情境下，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侦故事，每自古各有流派，每自古各受众。在这个背景下，“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并非混淆英雄枭雄界限，它只是说明枭雄和英雄可转换，并无绝对界限。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浅显解释，说 武匕 是中国文化中的英雄。此言差矣， 武匕 只是在表象上表现出某种勇猛或英勇，不足以代表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一个关键点：拿俸禄的人和自己造福的人之间的界限。而我们所说的这些人物，如宋江、晁盖、韦小宝等，他们并不接受任何官方补助，而是在自己的手段中寻求生存和发展，这正反映了社会当时存在的一些不公现象。

因此，当我们谈及为什么中国人的确如此钟情于 “ 武匕 ” 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精神符号体系，一种对于逃离日常生活压力的渴望，以及对于超越既定规则寻找个人尊严的手段。当社会管理松懈，不法之徒得逞时，那么 “ 武匕 文化”就会更加蓬勃发展；相反，当社会秩序得到恢复，那么这种文艺作品也会随之消退。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有一些高明作者能够将这样的作品提升至思想家的高度，比如金庸，他通过《鹿鼎记》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颇多隐秘的事实，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的作品都已经融入了人们的心灵深处，就像鲁迅的小说一样，它们透过幽默讽刺揭露了时代的真相，同时也展现了一定的哲学深度。

最后，《鹿鼎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讲述了主人公韦小宝如何凭借机智与奸计，最终飞黄腾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一系列反讽的情节，比如他作为养子的身份，以及他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个娱乐性的作品，更是一本探讨价值观念变化的小说，它通过主角韦小宝的一系列经历，对于明清以后儒家道德逐渐失去指导作用以及现代性弱化产生影响进行了一番批判与分析。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小说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有人能找到成功路线，而那些遵循传统道德的人往往会被挤出舞台。这也是为什么《鹿鼎记》可以让读者同时感受到悲凉与欣赏，因为它准确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及其特有的伦理困境，让人们在阅读中获得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