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5日，笔者在北京市昌平区拜访了收藏家刘平起，他的物品中有一封华罗庚致周恩来的信，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这封信是华罗庚于1967年在武汉东湖招待处写的，信笺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全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周总理，

我写这封信，是以万分迫切的心情恳求您批准上海科司关于我的工作安排。我希望能够参与到他们统筹方法的宣传推广工作中。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首先，我计划破除知识私有的壁垒，将科学之法普及给群众。在共同学习过程中，我希望能建立一些工人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们可以灵活运用统筹方法。我将作为他们的助手和学生，与他们一起准备讲稿，并在普及基础上共同提高。

接下来，我们计划先在上海开始这一工作，然后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我们会准备一系列“平话”，并根据需要提供给群众，同时搜集资料，以便教学改革。

生活方面，我请求允许我住简朴环境，一椅、一桌、一床、一灯即可。我也希望能够改名换姓，从而更好地投身于此项工作。

总之，我认为为了明年的生产发展，此项工作必须尽早开始，在上海进行条件较为优越。

如果能以我的一生为伟大的思想做出贡献，那将是我最大的满足。敬礼！

华罗庚

笔者询问这封信如何流入刘平起的手中，得知他是在北京南城柳村的一次捡破烂活动中发现这封手迹丰富、文字独特的史料。这表明，即使是在那个动荡年代，也有宝贵财富隐藏其中等待被发现。此外，这封信似乎与《周恩来年谱》中的某些记录存在差异，使笔者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更多疑问：为什么没有具体日期？华罗庚去了武汉做什么？以及，如果周恩来确实看过这封信，为何没有留下任何回应？

这些问题都让人深感困惑，但它们也反映出了那个特殊时代科学家的生存状况和科研挑战，以及华罗庚不懈追求研究权利的心志。他愿意成为助手和学生，只要能实现自己的数学统筹方法，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不惜改变身份，只为了能够继续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这样的精神令人钦佩，是对一代宗师和楷模的一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