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伊拉克期间，他曾经拥有过不同的称号。有的强调其领导力和世俗权力，如“委员会主席”；有的强调他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如“伊拉克人民的伯伯”；还有的却不乏历史和宗教背景，如“受膿者”、“先知直系后代”等。不难理解，作为伊拉克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面对着从属不同民族和宗教派系的人民，用历史关联去提升自己的亲和力和合法性，无疑是明智之举。

说伊拉克古老，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下埋葬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从苏美尔、阿卡德到后来的亚述、巴比伦，延续达三千年之久；说伊拉克年轻，则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至今不过百年。而且，其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并不稳固。当今伊拉克，国内民族、教派林立：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徒；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离心元素繁多。

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势，将对国家意识和凝聚力的渴望诉诸于历史的努力一方面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复杂而微妙的挑战：是完全接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或是在跨越到伊斯兰化之前，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楔形文字文明？而那又是谁的历史？会对谁产生感召力？

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治下，伊拉克官方也从各异的角度诠释并利用着不同阶段的历史。面对民众，面对曾经的一些殖民者，比如英国，它们都以一种特别方式，对业已消失了远古产生了浓厚兴趣。今天我们就将简单探讨考古、历史与 伊拉克民族主义 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在 伊라克考古 当中扮演角色。这当中最为有趣的是，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对于古代巴比伦帝国及其遗迹进行重建，并模仿那些君王镌刻楔形文字铭文。

然而，要了解这段精彩纷呈的小故事，我们不得不先从始于三千七百年的巴比伦帝国说起。在那个时代，有空中花园这样的神话般景象，而关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似乎是一个背影，那个背影留给后世最为著名的一个。但实际上，在所有这些城市当中，只有巴比伦才能被认为是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这一切都源自它的地位，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

公元前十八世纪早期，在汉穆里 比率领下的亚摩利王朝，最终统一了苏美尔与阿卡德，从此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这就是所谓“新苏美尔文化”。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汉穆里 比法典》的颁布，也见证了马尔杜 克成为两河流域重要神祇的大转变。此外，还出现了一部史诗，即《吉尔伽 美什》史诗，它可能是在这个时期编纂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种语言开始取代另一种，那就是阿卡德语，它逐渐成为生活中的主要书写语言。

随后的几百年间，由来自东方凯西特人的侵扰，加上内部矛盾，使得亚摩利人的巴比伦王朝走向衰落，最终于公元前1595年被赫梯帝国国王穆 尼施 一灭亡。但凯西特人的统治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并推崇本土文化，他们使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完善，同时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地方语——标准巴比仑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在二战结束后重新获得独立之后，以这种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其他列强参与到了近东地区考古活动中，比如法国，他们也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就像英国一样。法国学者米歇儿（Jules Oppert）通过他的工作，为我们揭示出了更深层次的事实。他发现，与传统圣经记载相反，大部分旧约圣书中的地理位置实际上都是虚构或误解的情况，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向，让人们重新审视整个区域的地理政治环境，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现存文献记录。

总体来说，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末尾，当全球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大英帝国内部力量斗争加剧，而在此背景下，对包括埃及、大英博物馆藏品展览中的所有东西进行细致描述分析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每一次展示都是一个机会，让世界认识更多未知事物，并通过这些事物来评估自己社会价值观念是否真的适应不断变化世界。而对于一些已经涉足海外探险领域的人士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要踏入什么样的激动人心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