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我们习惯于将个人置于国家和世界的框架之中，忽视了伦理问题。这一现象在讲述世界史和日本史时尤为明显。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小森阳一曾指出，这种做法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伦敦留学期间，夏目漱石对“文学”的认识发生转变。

夏目漱石是日本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文学论》序言中提出了对“汉学”与“英语里的所谓文学”的差异性的思考。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他对世界的理解紧密相连。在这个过程中，他批判了西方历史作为普适时间观念，并质疑日本传统时间意识。

随着蒸汽机车时代的到来，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而英语成为全球流通语言。然而，这也标志着从帝国时代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虽然取得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但由于三国干涉，不得不作出让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一名被派往大英帝国首都伦敦学习的人文学生——夏目金之助，在不断变化中的国际体验中思考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问题。

我们常常用西方历法来划分年代，从19世纪末进入20世纪，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文化都是如此看待时间。日本使用的是天皇年号来区分不同的纪年方式。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明治维新的前一年的人来说，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时间意识。

夏目金之助虽然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这些界限。他批判了基于工业化、机械化而形成的产业资本主义，以及它如何支配世界市场并导致个性被践踏。同时，他也批评了现代文明如何通过铁栅栏限制自由，同时宣扬平等和博爱。

当火车代表着蒸汽发动机带来的文明时，它们最初是为了搬运商品而非优先考虑人的乘坐。这标志着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利用螺旋桨舰船控制七大洋，并建立起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此后，“火车”、“蒸汽船”造就了一种规模化、均质化、同质化的地球，使英语成为流通语言。

然而，这样的均质化进程并未停止。在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之后，与土地私有制结合起来产生个人主义。而这一契约社会似乎完全尊重个人自由，却实际上通过国家意志掌控个人的生死，以扩展市场为由进行战争。这就是现代国家所采取的手段，即使每个人都获得一定面积的地产，也只能在其范围内生活自如。但当国家意志介入时，就会抑压个人的自由，最终导致人权受损。此刻，我们站在21世纪，看待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这种情况持有批判态度，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