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王朝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及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是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

尽管如此，还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一为王国维。因之，这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不见一人愿意以生命作为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牺牲。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在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一切悲愤莫名者的哭泣声，以及仓惶出逃者的呼喊声，以死殉国者的无数，让这一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惨痛场面。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在1279年3月14日，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其前夕，全体将领与百姓共赴海底，以保全皇帝赵昺免遭敌军俘虏，并使得整个南宋政权得到尊严而告终。这场景中，有10万余名官兵与民众共同赴死，与皇帝同行溺水，而他们中的许多甚至未能得到平静地去世，只能被敌军发现尸体并用作浮标。

这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铭刻在心，不会遗忘。这也是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而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因为那里的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使儒学昌明，而人们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此乃中华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议题——对于忠诚与牺牲力的赞颂以及对封建时代某些价值观念深刻的人类情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