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夏启继承了其父禹的王位，打破了采用举荐贤能之人作首领的禅让制传统。因此，有些学者把夏代的建国算在启的头上，称为夏启建国。也有学者则因启是禹之子，认为传子世袭制的出现是从禹开始的，把夏王朝的建立和十四世十七王的世系都从禹开始计算。

原本，以公有制为主体而运行于原始社会中的禅让制，是一种以公众名义交换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制度。在原始社会晚期，由于私有制萌芽，这种制度逐渐被以私人为单位分割财产、追求财富的手段所取代。这标志着公有被私有所代替，使人们产生了私有观念，对财产产生了新的认识。随着这次制度变革，不断出现各种手段积累财富的情况，而官职和社会等级体系相继确立后，更促进了一系列经济利益需求，从而加剧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和斗争。这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即公有）决定上层建筑（如宗族纽带）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到经济基础。

由此可见，从禅让制转向世袭制过程中，血缘关系和宗族纽带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占据地位越来越重要。而这一系列变迁，也标志着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时刻。虽然根据传统习惯，伯益应该成为继承人，但实际权力却落入了年幼未经训练的儿子启之手。在那场历史性的事件中，启不仅杀掉了伯益，还成功地夺得王位，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原先基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进入到了一个“家天下”的新时代。

最终，将部落分散统治模式彻底改变并推动奴隶国家诞生的是这一背离古老习俗与规则的人类选择——世袭取代禅让。这一转变不仅代表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里程碑。当农业和手工业实现分工，当生产力的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当文化活动获得空前的繁荣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择带来的深远影响，它成为了所有这些成就前提，同时也是文明发展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