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汉代真是造钱的大户，西汉曾经将铸钱的权力下放，诸侯国和富商大贾只要有铜，都能铸钱，后来虽然设立了专门铸钱的国家机构上林三官，和管理铸钱的专职官员水衡都尉，造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汉书》记载，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总共120多年间，西汉共铸造了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汉代的“亿”其实是十万，“二百八十亿”，是2800万枚，已经是足够惊人的数字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汉朝人似乎跟钱天生有仇一般，隔三差五就会跳出个英雄好汉，讲一番废除铜钱的大道理。

西汉元帝刘奭时，名臣贡禹就坚决主张彻底废除铜钱，甚至连“珠玉、金银”等可以做货币的东西也要一律废除，上林三官也要解散，民间交易改用布帛做钱；到西汉末年，又有人上书提议废除钱币，改用乌龟壳和贝壳之类充当货币。

东汉初年，官方铸钱一律停止，民间又不被允许铸钱，当时的商业交易“杂用布帛金粟”，也就是说除了少数旧钱外几乎无钱可用，当时还在陇西的名臣马援上书建议恢复铸钱，竟然被“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叫“三司”、“三公”，是汉代皇帝以下最高权力部门)认为“不可”，反对意见多达十余条。马援回到首都洛阳后据理力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恢复了铜钱发行。直到汉桓帝刘志时，还有人一本正经要求废除钱币。 汉代“跟钱有仇”的风气还影响到后世，逼迫汉献帝退位“让贤”的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也就是汉朝灭亡后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废掉铜钱，实现了贡禹用绢帛做货币的伟大理想。西晋取代曹魏后，同样直到南渡建立东晋后才开始铸钱，整个西晋时代连一枚钱币都没铸造过。

之所以“和钱有仇”，理由主要有几条：

一是抱着儒家“以农为本”教条不放，认为钱币会造成贫富分化，助长投机取巧习气，影响道德，并让商人变富，农民变穷，而用谷物、布帛交易则可以让农民肥、商人瘦。

二是觉得儒家讲“复古”，既然儒家经典最推崇的“三代之政”，用的是贝壳、乌龟壳，那么后世也应该“复古到底”，把不够“古色古香”的铜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这些“跟钱有仇”的尝试要么还没推行就被否定，要么推行不久就不得不更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代商业已经十分发达，不可能走回头路，西汉官方否定贡禹建议的一大理由，就是布帛、谷米做货币，拆分、度量不便。不仅如此，“废除铜钱”最有力的辩护词——影响道德，也被事实证明是荒谬的：东汉初年最重要的流通货币是谷物，市场上就有人故意把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曹丕规定只有绢帛才能当钱用，市场上就出现了“湿帛”、“薄绢”等投机取巧的东西。这证明：商品交易中的作奸犯科，和有没有货币其实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