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国人对武侠文化的独特偏爱时，我们需要从深厚的江湖文化沉淀入手。"武侠癖"不仅体现在书籍和电影的普及，也见诸于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回望江湖化过程，这一过程是武侠崇拜不可或缺的背景。

有人将其归因于对英雄崇拜，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相。真正的话语界限在于“英雄”与“豪杰”的区别。前者如孙、吴、霍、卫、岳、戚、文这些拿俸禄维护正统规则的人物；后者则是宋江、晁盖等靠自己巧取豪夺，不依赖朝廷的人物。这两种类型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受众群体。

实际上，“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它只是表明了枭雄与英雄之间并非绝对界限。在放弃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统或创立正式规则之后，即便是曾经属于枭雄的一员，也可以自称为英雄。而且，只要拥有了正统，便无需再进行打家劫舍，因为可以收租派税，如刘邦朱元璋所做。

还有些解释认为这是对暴力的崇尚，但这也不是全部原因。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虽都是领袖但他们与武侠无关，他们是创立制度而不是江湖外行之类，而被划入武侠的是那些游离体制外实力人物，例如宋江等人。

武侠文化源于江湖，是一种拥有武功的游离体制外实力人物，其崇拜者包括道上喽啰到普罗大众。此中包含了儒教正统偶像忠义英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教退化后的形态——只有“武”、“义”二字，拳脚功夫加义气，是立足江湖两样法宝。

中国人的“武侠癖”源自梦境与现实互为表里的精神符号体系。当社会中的非正式规则泛滥时，就会产生更多关于流浪汉漂泊者的故事，而当正式规则松懈时，则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故事流行。这背后蕴含着高深道理，如金庸小说《鹿鼎记》所揭示近代中国社会轨道非理性以及江湖化带来的荒诞性。

《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飞黄腾达的小混混，他通过讲义气不择手段，最终成为康熙宠信，并逐步掌握天地会，从此黑白两道均平步青云。他的一生结局悠然享清福，这个角色设置暗喻了近代中华文明，反映了一种高度江湖化的社会伦理和价值结构，对近代秩序颠覆儒教体系提出质疑，同时也展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中隐含的情感共鸣。

总之，“老实人吃亏”，“坏人占便宜”，这是由近代秩序颂扬这种行为模式导致的问题。而金庸作品如《鹿鼎记》通过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以讽刺的手法揭示了这一问题，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鹿鼎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本历史解读书籍，为我们提供了解古今事变的心得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