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乡土社会角度，而非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我们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并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这与法家或称为“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了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地主农奴制农村，我们目前流行着两种解释理论。一种是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下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會。而另一种解释模式，我们可称之为"乡土和谐论"。它在1949年以前曾与"租佃关系决定论"互为论敌，而在这以后由于非学术原因，它在消失数十年后才得以复兴。

笔者前已指出(秦晖、苏文，1996)，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另一种解释模式，我们可称之为"ldquo;宗族集成rdquo;"。它在1949年以前曾与ldquo;地主—佃农二元结构rdquo;互相对立，但现在却被用来描述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实践，即一个基于家族、宗族和地方势力的社区自治系统，这一体系不仅包括了古代的地方治理形式，而且还包括了近代以来的一些特殊情况，如人民公社制度等。在这个框架下，小规模社区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冲突，并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管理，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应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调节机制。

然而，从这些观点出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引伸：有人从这种ldquo;社区自治rdquo;看到了China's ldquo;small government, big societyrdquo；还有人则相反，从这个角度看到了克服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弊端，并期待回到一个基于ldquo;宗族集成rdquo;;有的甚至提出国家干预太多会破坏这样的和谐状态，因此提倡减少国家干预，让社区自己解决问题。这一切都试图通过分析一些特定的历史案例来证明这一点，比如说有些作者强调那些基层组织之间有助于维护稳定并防止暴力行为，因为它们能够提供一种共享资源和信息，以及协调行动的手段。

但是在文化形态论意义上讲，这些观点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们无法有效地解释那些最突出的现象，比如周期性的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劳动力市场波动以及政治变革等。此外，由于这些观点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即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以及国际贸易，它们无法充分理解导致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及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此外，还有一些作者将某些事件（如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革命）归咎于政府政策过激或者官僚腐败，这种分析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相关经济背景的情况。

总结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过去几百年的变化及其影响，则需要采取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方法去考察不同领域之间如何交织作用，以及他们如何塑造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必须超越单一领域内的小范围讨论，同时也不能忽略宏观趋势对微观行为影响的大背景。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我们需要使用大量数据来构建模型，以便准确地识别时间序列趋势，并评估不同因素对于整个人口移动率或生产效率提升等宏观指标所起到的作用。此外，在进行跨世纪比较时，要注意考虑到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疾病流行等，对人类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事项，以及当时全球格局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