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的原因，背后隐藏着一段曲折的历史。据说，这是因为他的皇后韦皇后是个恋家的人，不愿意搬到另一个地方。为了让她高兴，巫师们编造了一个谣言，说如果往东走，那是不吉利的。中宗信以为真，就这样被迫在原地度过了。

然而，这样的决定也反映出了中宗对历史的理解程度。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因为关中的饥荒，他们多次迁都到了洛阳，以避免饥荒。而唐玄宗也曾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最终导致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发生大饥荒，士兵甚至开始上街乞讨。当最后一批粮食抵达京师，德宗终于放下心来，对太子说：“米已至陕，我们父子得以幸存。”这份劫后的庆幸感溢于言表。

但我们不得不问，是不是应该直接将首都迁移到洛阳呢？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长安——洛阳”两地游来游去？公元543年，在邙山的一场战役中，宇文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

宇文氏凭借府兵制，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从北齐手中夺取北方。这与秦朝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当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策，使军队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因此每个人都成了虎狼一般强悍，而军队战斗力超越其他诸侯国。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制度，将家庭殷实、体格强健的人选为士兵，让他们自备粮食、衣物和武器，只提供重型武器。这减少了老百姓耕作受影响，同时国家经济得以正常发展。此制度诞生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兼并土地一直是问题之一，而这种兼并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这源于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在隋朝及唐初时期，由于魏、齐两百年的发展，大量地区由国家掌控较少，而这些地区由于新近依附，不进行强硬土地改革，因此授田仅为形式而已。而关陇地区则因战争长久无法抗衡国家力量，所以土地较多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稳定维持均田制度。

根据《新唐书》，在唐代全国共有566处折冲府，其中关中的443处占四分之三还多。显然，关中的府兵来源主要集中在这里。如果国以兵立，那么既然隋唐以府兵制立国，又严重依赖关陇地区，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隋朝皇帝宁肯忍受贫困，也不愿放弃这片肥沃而重要的地带。但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遗憾，因为如果能解决好土地问题，或许能避免许多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