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新，当代著名学者)

“”期间，“”史学将百家学派简化为儒法两家，拟构了一个儒法斗争贯穿全部中国史的体系，其说久已随其破产而湮灭。

但我在检读先秦史料中却惊讶地发现，就其本源来说，战国时的儒法两家非但不相对立，而且其实共出于一源，其学说最初都是来自孔子所开创的儒家。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术及思想史关系甚大，因此有必要略加考述。

一、儒分为八，汇聚于二

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历战国秦汉的大变迁后，儒家的这八个学派中，包括颜子一派在内的六派，均逐渐湮灭而无闻。真正使儒家在秦汉以后仍能够薪火相传的，只有三家，即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

孟氏即孟轲(孟子)。其学术出于曾参、子思之门，子思是孔子之嫡孙。

孙氏即孙卿，亦即荀子。荀子之学，则师承于孔子子张与子夏。

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学，一方面仍坚持孔子的礼制思想，另一方面提出“内圣”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唐宋以后演变为孔、韩、程、朱之理学。而荀子之学，则源于子张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学，亦即辅助王侯用权与法术之学(故有所谓“小人儒”之讥)。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实际主要源自子夏学派。

孔子死后，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战国三晋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记》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其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

战国初的魏国，是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而率先变法的国家。而魏文侯则是这一变法的推动者。

魏文侯以礼贤下士闻名于历史。他也是战国初期第一位招客讲学养士的诸侯。《史记》中记：“秦曾欲伐魏。客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子夏及其诸门生都受到魏文侯高度礼遇，“以师礼事之。”曾从子夏问学的李悝与吴起，后来都成为一代著名变法者、家、军事家。《吴子兵法》(图国篇)：“吴起以兵法见魏文侯。”可见其确出儒门，儒门亦传兵学。子夏之西河学派，实开后来齐稷下学派之先河。

子夏之学后来为荀子有所批判地继承。而思孟及夏荀两派，在战国末世，成为儒学中并立的两大流派。

二、李悝之学受自子夏

李悝一向被认为是战国法家的开山鼻祖，而李悝的老师则是子夏。实际上，战国法家是针对贵族而出现的学派。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法律平等主义，“齐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治与传统的礼治思想鲜明不同。礼治主张正名，严分尊卑等级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此礼治的本质是贵族主义的等级分层制度，是一种特权制度。礼法之争，是战国时之一大争也。

李悝一名，典籍中或记为李克，是同一个人。①其生平时代约在公元前455-395年(据钱穆说)。据《汉书·艺文志》班固注，李悝从学于子夏。《儒林传》又记子夏传《诗经》之学于曾申(曾参之子)，曾申传魏人李克。《汉书·艺文志》有“李克”著书七篇，编次在儒家。又有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之首，当由其门人所撰集(班固认为李克、李悝是两人)。魏文侯时，李悝先任中山相，后来又作过国相。班固《汉书》说：“李悝相文侯，富国强兵”。

在中国法制史上，李悝(克)是一位有开创意义的人物。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对此后中国经济之变革与发展，影响深远。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目的是变法图强，其政策一是重农主义，“尽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义，以法治取代礼治。变法使魏文侯时代的魏国成为战国初的头号强国。

李悝曾审订诸国旧法，著成《法经》六篇。李悝《法经》为秦、汉以后历代法典之所本，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认为战国法家之始祖。

三、商鞅学术源出李悝

商鞅学术源出李悝。《史记》记商鞅携《法经》(李悝著)由魏国入秦，被秦孝公用为国相，以《法经》作为秦国变法的理论指导。

商鞅本为魏国贵族公孙痤之养子。公孙痤是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兄弟、魏惠王之叔父。痤曾任国相，惠王尊其为“公叔”，故又称“公叔痤”。商鞅原籍本是卫人，因此本名卫鞅。(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李悝、吴起也都是卫人。)魏国兼并了卫地。商鞅入继公孙痤为中庶子，故改宗从公孙氏，又称公孙鞅。①入秦后受封于商，故以“商鞅”知名于世。

商鞅法术源于李悝《法经》，其少年时代可能从学于李悝。《史记》说：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将死，荐鞅于惠王曰：‘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座又曰：‘不用鞅，必杀之，勿令出境’。”但魏惠王藐视年轻的卫鞅，没有听信公叔痤的遗言，既未重用，也未杀害。当时秦孝公新就秦君位，图谋变法，招贤于天下。因此卫鞅于公孙痤死后入秦，被秦孝公重用，而于秦国实施李悝的变法。

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指导，依照秦国实际，在秦两度变法。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从而统一法令，发展自耕农经济，使国富兵强，奠定此后秦统一中国之基础。

王充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青年曾称赞商鞅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家，商鞅首屈一指。”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虽遭杀害，其变法新制度则仍被贯彻执行而有效。变礼治为法治的法术学派，在有秦一代成为主流。而由以上所述简略脉络可知，实际上，法家学说的确演变而源于儒家，是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是历史上最早尊孔子为“圣人”的人之一。他说：“仲尼，天下圣人也。……而为服役者七十人。”

四、先秦法家皆与孔子有关

法家是周礼的破坏者。商鞅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列传》)

法家之学最早在春秋时期源于管仲和子产。孔子一生崇敬管仲，而早年曾从子产问学。

法家代表非贵族的“庶子”的思想，根本主张是“齐贵贱”，要求平等而反对贵族的特权制度，主张“选贤”、用贤人，而反对“世亲世贵”的世袭制度。

概而观之，先秦法家可分三大流派：

1. 刑名法家

这一派法家出现较早，是法家的先驱，先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代表人物包括邓析、子产、赵简子。他们主张以法代礼，“循名责实”。“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荀子论邓析语)。”

子产，郑国名相，是孔子的老师之一。子产在郑国变法，是春秋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邓析是其盟友。子产执政后即铸刑鼎，将法条录之于鼎铭。邓析作“竹刑”，将全部法条录之于竹简。

向社会公布法条，明正典刑，是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制度性转变。是对贵族领主口含天宪，随心所欲设法施刑传统的冲击。

邓析是一个平民之士(前545—501)先开私家讲学之风。以现代观点看，邓析也是律师之祖师，他帮人打官司，并且收取酬谢物。他聚众讲学，教平民论辩术，“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

邓析是辩士、诡辩家，也是名家的先驱。“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发明了桔槔，利用杠杆从井中取水。邓析通过讲学，主导郑国社会，影响政局，“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一襦。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吕氏春秋》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尺)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鼎因鼎。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但是据《左传》，杀邓析的人不是子产，而是当时的执政大夫驷(人)端。前501年，执政大夫驷颛将邓析杀死。虽然杀死了邓析，但是他的竹刑并没有废除。“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丘明评论曰“君子曰：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苟有可嘉于国家者，弃其邪也。”

当子产发动变法时，孔子也在郑国从学于子产。《左传》这种看法应也反映了孔子的观点。

2、术势法家

第二种法家是辅导人主励行变法， 用权强国的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法家的特点是反对西周传统的贵族制度，而主张推行君主集权。商鞅思想有《商君书》传世。书云：“权者，君主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战国初年此派法家开始得势，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都是属于此派。子夏，就是三晋此派法家的宗师。

3、礼法家

此流派是结合孔子礼学与法术思想的成熟法家学派，反映战国后期儒法思想汇合的思想，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此派法家形成了外儒内法即外礼内法、礼法兼用的成熟思想。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