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交往的历史很早，但古代两国交往，大半要通过半岛。当时的中国音乐，也主要是通过而传入日本。据《梁琴新谱》的记载，古琴大约在公元600年传入。然而，古琴虽然和宫廷礼乐一起被传入，但作为独奏乐器在却从来没有流行过，它的位置已被的民族乐器玄琴所替代。玄琴一共有六根弦，其中的三根中弦要用短藤棍做成的琴拨来弹奏，它有自己的记谱法，其音乐风格也与中国音乐不同。

从公元7—8世纪时，日本不再通过半岛传入中国文化，而是通过太平洋直航中国。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即唐太宗贞观四年)，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止，日本共任命19次遣唐使，期间，中国文化，包括古琴音乐被大量传入日本，各种琴谱、琴书、琴器，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东瀛。日本宇多天皇时期(相当于唐昭宗时)佐世在奥所辑《日本国所见书籍目录》曾著录当时库藏的中国琴书多种，包括晋孔衍撰《琴操》三卷，唐赵耶利《琴法》《琴录》《琴叙谱》《琴用手法》各一卷，《杂琴谱》百二十卷，《雅琴操》和《弹琴用指法》各一卷。另一部传入日本的古琴谱是唐人写本《碣石调?幽兰》谱，我国清末考据学家杨守敬在日本访求古书时发现，经影印后收入1884年刊印的《古逸丛书》中。

除了琴谱、琴书，古琴琴器也有不少流传日本。今东京博物馆原法隆寺藏琴，其琴腹内有款曰“开元十二年岁在甲子五月五日九龙县造”,1768年时，经日本古琴家铃木龙(1741—1790)鉴定，认为此琴为唐代雷氏作品，这个鉴定结果显然不可信。另一床著名的日本藏琴，是日本正仓院的“金银平纹”琴，日本音乐史学家林谦三鉴定其斫制年代，在唐开元或贞元年间。但也有不少专家认定它是日本人的仿唐伪作。

唐代虽有古琴琴器、琴谱、琴书大量传人日本，但古琴音乐在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广泛流传。古琴作为琴艺开始在日本被认知，始于明末琴僧东皋心越东渡日本以后。

1.东皋其人

明末清初，大批不满清王朝高压统治的文人、僧侣东渡日本，据迁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九卷中统计，当时东渡避难的人士，可考者达五十余人。在东渡的僧侣和文人中间，东皋禅师是其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带去了17世纪中国的古琴艺术，从而促进了日本古琴音乐的中兴。

东皋心越(1639—1695)，俗姓蒋，法名兴俦，字心越。明崇祯十二年(1639)生于浙江金华府婺郡浦阳县官岩山麓的蒋宅村。东皋8岁时在苏州报恩寺出家，后从禅宗曹洞宗高僧阔堂大文受法，驻锡杭州永福寺，故为曹洞宗35世高僧。清兵入关后，为避战乱，东皋于康熙十五年(1676)秋天离开杭州，登舶东渡，时年东皋37岁。次年正月抵达日本长崎，住兴福寺。清康熙十九年，因异僧徒诬陷，遭受禁锢。水户德川光团知闻师厄，深愍其冤，再奏幕府并禀将军，至翌年七月，东皋获释，寓居其水藩下邸。后来创立了袛园寺。54岁时，移居天德寺，任住持。57岁时圆寂。

东皋心越是一位才艺出众的僧人，能书善画，工于篆刻，精于抚琴，登高作赋，下笔成文，尤以篆刻、古琴对日本影响甚大。他还学习日文，有和歌、徘句传世。

东皋东渡日本时，携带七弦琴五张，见于记载的有三张，为“虞舜”、“素王”、“万壑松”。其中，最著名的为明琴“虞舜”，此琴红漆覆面，后归水户德川家族，视为珍宝。水户名儒藤田东湖用中文作赋于琴匣。琴和匣现存东京帝国博物馆。“素王”琴赠给了他的学生人见竹洞，现已失传。

东皋带到日本的还有《松弦馆琴谱》《理性元雅》《伯牙心法》《琴学心声》等琴谱。现日本袛园寺尚存东皋手泽多种，除《松弦馆琴谱》外，还有东皋手抄的琴谱五曲，即《洞庭秋思》《渔樵问答》《鹤舞洞天》《飞鸣吟》《鸥鹭忘机》等。东皋生前未刻谱，圆寂后，其将其所抄所传琴曲编成《东皋琴谱》。

2、《东皋琴谱》述略

现藏我国的《东皋琴谱》有两种：一为日本铃木龙辑《东皋琴谱》(1771)，收15曲，皆附琴歌，此谱今藏北京图书馆。另为四卷本的《和文注琴谱》，此本原为近人周庆云所藏，现归上海图书馆。原无曲名，因谱中有和文注音，故周氏称之为《和文注琴谱》。其中与《东皋琴谱》曲名相同的琴曲谱，其旁词也完全相同，可见为东皋所传。此谱共收古琴曲41首。

另外，查阜西曾提到，日人松井廉氏《谈琴》(1917)曾考得日本共有《东皋琴谱》三种：一、宝永中杉浦所编五卷，57曲，未梓。二、享和中宿谷慎更编，文化中二本三岳校订者九卷，44曲，稿存上野图书馆。三、文政中儿岛凤林辑三卷，46曲，谓为仅存梓本。

《东皋琴谱》在日本曾多次翻刻，影响很大。从《东皋琴谱》所收的琴曲来看，主要以琴歌为主，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将有词的小曲略加订正。后期的《熙春操》《思亲引》《安排曲》《清平乐》《大哉行》《华清引》，注明“谐音”、“调入”，是创作曲。《久别离》《箕山操》为改编，但都是小曲。因此，根据《东皋琴谱》所传之琴曲，不少琴家认定东皋琴艺一般。当然也可能此谱是给一般的初学者用的，“高水平的学生并不需要特殊的琴学手册，他们可以直接用中国的琴谱”。

由于东皋东渡传授琴乐，致使古琴音乐在日本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前来受益请教者络绎不绝，他的代表有名流人见节(号竹洞，又号鹤山，1620—1688)及幕府贵官杉浦琴川(1669—1771)，因为这两个人，在17至19世纪，中国的古琴音乐在日本的儒士及学者中间广为流传。杉浦琴川又编辑了心越的琴曲，即《东皋琴谱》。杉浦家茶童小野田东川(1683—1763)受到熏陶，也能弹琴。小野晚年因故被逐，遂以教琴为生，其琴著名的有幸田子泉、多纪蓝溪等，他们又传了桂川月池、浦上玉堂(1745—1820)等。据儿玉空空《琴社诸友记》所载，小野时期琴友多达120人，仅明和至文化40余年中，日本琴人多达数百人。故《日本琴史》卷四云：“琴学盛于日本，实师(东皋)之功也。”

东皋一生经历了异于常人的曲折道路，在邻邦传播中华文化，长期以来深为日本民众所敬重。遗憾的是，直到本世纪初，国人对东皋知之甚少。最早向世人介绍东皋的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他于1937年撰写了

“Chinese music and it's Introduetion into Japan”

(《中国雅琴及其东传日本》)一文。1944年又在重庆刊出《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其中不仅论述琴学的流传，而且涉及晚明历史的很多材料。近几十年来，查阜西、谢孝苹等琴家先后对东皋禅师的传谱和琴系进行研究。琴家王迪还将铃木龙所传《东皋琴谱》15首琴曲全部进行了打谱，为研究东皋琴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19世纪末，日本弹琴和研究琴学的人已十分稀少。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琴学渐渐复苏。其中，日本东方音乐学家林谦三很早就开始从事古琴琴谱的研究，至于他师承何人，则不得而知。20世纪40年代，高罗佩在日本担任外交官期间，曾在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讲授并弹奏古琴。1946年，日本音乐史学家岸边成雄曾师从高罗佩学弹了两首琴曲，即《关山月》与《阳关三叠》。其后，岸边成雄曾对日本古琴音乐流传情况做过一些研究。

近几十年来，日本琴人渐多，其中如东京大学三谷阳子、东京琴社社长坂田进一、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稗田浩雄等，在日本传授琴乐。至于来中国用各种方式学习古琴的年轻学子则更是不胜枚举。

日本琴人活动交流的方式，亦沿用中国古代文人之传统。早在江户时代，日本琴人就有弹琴雅集的习惯。他们大都选择风景优美之山水之地，享受琴棋书画带来的乐趣。以下记述的是宝历二年(1752)在千往甲邸宅的一次雅集。东皋禅师赴日时所带的根树果核，植下后即长成并鲜花盛开，其时，琴人们在这棵有着特别意义的树下，举行花宴，昙空、新丰禅师等抚琴，玄龟玉的儿子下棋，关伯元、成岛锦江等人赋诗……其时其景，似有中国文人兰亭集觞、诗酒风流之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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