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古代为什么看不起商人
应该说明,使中国人改变观念的不是新教伦理,也不是其他宗教,而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现实成果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念,尤其是义利观。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财富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耕读。耕是种田,农业生产,这是最主要也最正当的,因此地主在旧时代是得到尊敬的,他们靠土地、靠农业生产发家。还有靠读书,读书本身是不挣钱的,但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当官享受俸禄,其实也是靠农业生产提供的物质条件。旧时代常见的门楣上大书“耕读传家”就说明,拥有土地和学习儒家经典是当时人向往和引以为荣的。
商业、手工业就被认为是“末业”,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一般都是很低的。“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的。有些商人尽管富可敌国,但要取得社会地位,就只能通过结交官府,或者花钱买一个官爵,像在清朝买个“候补道”。许多成功的商人的经历说明,经商赚钱往往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一旦赚了钱、发财了,还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商人的身分,或者让自己的子女向“儒”回归,培养子孙读书,实在不行也得买官。
另外一个方面,旧时代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是权力所有制,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财富就都属于皇帝,他可以随时剥夺你。皇帝如果剥夺你的财产,或者政府要剥夺你的财产,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一道命令就可以。中国土地的私有制也是不完整的,皇帝或官府要占百姓的土地,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理论上讲,所有的大臣、所有的人民都不过是皇帝管理的资产。在这种制度条件下,人们想的不是改变制度,而是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己的社会身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小说《儒林外史》里范进一次一次考试的动力,因为一旦他成了举人就有了相应的权力和势力,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可以享受免役,连家人都可以免役,中了举就可以获得豁免权,就马上会有人来送土地,有人自愿投靠当仆佣。
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且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思维,就是除了种田和当官以外的致富肯定是有问题的,造成中国长期以来是瞧不起商人。而商人发了财之后,要么就是改变自己的身分,要么就是转化财富形态,如造花园、修宗祠、买官,还有,附庸风雅。当然附庸风雅也有积极意义,客观上是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如清代扬州有很多盐商,才出了“扬州八怪”。“八怪”并不都是扬州人,他们能聚集在扬州是因为盐商买他们的画,资助他们。但这样一来,商人赚来的钱并不是用作资本在市场上流通,商业就不可能继续发展。有人讲,乾隆的时候国力很强,生产规模可能比英国还大。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暂且不论,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当时大量的财富不是在市场上流通,要么放在国库里,要么藏在富人的地窖里,没有起到流通的作用。
中国历来所谓均贫富,其实就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这个政策马上改变了。李自成得天下前的口号是“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未经美化的原话是“吃他娘,用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但得了天下就不行了,百姓不纳粮,他靠什么维持统治?就是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也一样,也要正常征税,不能老是打土豪啊。
这些都说明,中国历来对财富的观念是扭曲的,一说起来便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不义之财,总之,富与仁、义与利是对立的。所以中国人历来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大家穷,只要人人平均。反过来,生产水平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要均富,富而均是根本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提出贫穷不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有人现在议论,说先富起来怎么怎么样,要追究先富者的原罪。但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如果不改变观念,中国能有今天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准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中国几千年来,一个政府、一个执政的党,能够真正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民众真的富起来,同时又带来观念的更新,这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教原来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也是说发财致富不是光荣的事。但是新教通过对教义的伦理解释解决了这个问题。认为富裕不仅使个人得到幸福,而且也是荣耀上帝,是为上帝增光。这样一解释,富的伦理问题就解决了。同时也要求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做社会公益,这样,致富就是光荣的了,富人就是堂堂正正的了。
以往中国人的观念中义和利是对立的,要讲义就不能讲富,富了就是为富不仁,这个观念普遍存在。所以有人富了之后,要编出种种神话,说明发财缘由,以证明是善有善报。其实过去西方人也编这样的神话,新教伦理却提出了新的理念,作了新的解释。一个人能富裕说明有他能力,并且尽了努力,得到上帝的眷顾,也使上帝得到荣耀。新教的伦理解释不是蔑视和拒绝财富,更不是仇视和打击富人。多少年来我们灌输和被灌输的,是把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品质了,得了利就不义了,富了人就变了,所谓“饱暖思淫欲”。
现在一部分人仍然有仇富心态,但大多是仇视那些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的人和搞权钱交易、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而不是仇视一切富人和财富。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不过应该说明,使中国人改变观念的不是新教伦理,也不是其他宗教,而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现实成果改变了人们的财富观念,尤其是义利观。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