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奏销案，清初于江南严行“赋税催缴”政策，而造就的一场大案。 明末以来，江南官吏士绅经年拖欠税金钱粮。清初，“江南财赋半天下，苏、 松、镇、常与江宁五郡又居江南大半之赋”。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制定条例，凡江南绅衿拖欠钱粮者，必予以惩罚。但江南士绅仍拒缴如故。 康熙元年（1661年），“兵饷缺乏，至今已极”，而官吏催征无术，“逋欠如故，拖欠仍复累累”，户部严催顺治十七年奏销钱粮，“限文到二月内，照数严追实解，以济军需”。最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巡抚朱国治刚愎自用，发起了“奏销案”，把江南钱粮之逋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等三欠，一一造册清查，“限文到二月内照数严追完解，以济军需可也”，六月初三日，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四属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以“抗粮”的罪名，鞭笞纷纷，衣冠扫地。吴伟业、徐乾学等名士亦不能免。 由于，奏销案发动的时间甚短，匆匆造册，并未认真严核，诬陷冒名之冤案自然层出不穷，顺治己亥科探花叶方霭欠一文钱，亦被黜，他为此疏陈：“臣名下三斗七升五合官田三顷二十九亩六分零八厘六毫，计银四十四两六分零。及取家中完银印票，共完过四十六两一钱五分五厘，已完透无欠。不意奸书徐宁宇朦开欠银一厘。夫一厘之银，即今制钱一文。岂有四十余两之银悉已完纳，独欠一厘，以干降处？乞细加查核诬陷。”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说。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扞吏势同狼虎，士了不异俘囚。时人惟有营债一途，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一日，则利上又复起利。……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二十五日朝廷下令韩世琦至苏州，接替朱国治的江南钱粮清理事务，“未完之案，积至三百三十宗”。康熙四年（1665年），清政府下令韩世琦“将五府钱粮拮据全完，殊为可嘉，着从优加二级。” 三藩之乱时，清廷为了争取江南地主阶级的支持，于是放松奏销案禁令，允许被黜降的官绅士大夫捐纳银两开复。此案既不见于官书，《东华录》等亦不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