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朝代发展历史中，“天子”和“诸侯”的称谓是对古代中国政治结构中的两个重要层级的描述。从汉武帝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宋元明清，这一称谓体系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那么，我们就来探讨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周朝还是秦汉之际，都有一个明确的君主至上原则，即皇帝或天子的权力无人能及。这一概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君父”，即认为君王是国家与人民之父母，是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来源。在这个背景下，“天子”这个词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指代皇帝最高统治者的标志性词汇。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能够掌控整个国家，而是在封建时代，由于土地分配、家族势力的扩张以及战乱频发，一些强大的人物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此挑战中央集权制。此时，“诸侯”的概念便应运而生。这些地方上的领袖通常拥有自己的军队、行政系统，并且往往还会拥有部分独立性的财政管理能力，他们被视为皇室以外的一种较低级别的地位统治者。

进入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这一区分更加明显。“诸侯”不再只是名义上的附庸，而成为了实际上的独立实体。而这正是由於中央政府力量衰弱所导致的一系列局部割据造成的结果。例如，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崛起，就是典型代表了这种情况，他们各自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并且通过战争不断扩张领土，最终演变成三国鼎立的情况。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化。当时候逊位于北方的大臣如拓跋氏、高车等族，以及南方江东吴后主孙皎这样的小霸王，他们都可以被看作是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着“诸侯”的角色。但在他们眼里，与自己相比，那些远处的小霸王们又何尝不是同样以其作为支撑？这是一个完全相互牵引、彼此仰望却又彼此争斗的小世界，在这里谁也不敢忽视任何可能威胁自己统治基础的事物，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失去了那份微薄的地位，就将彻底沦为普通百姓。

到了唐宋两大盛世，这个制度趋向稳定，但并未消除存在的问题。在唐朝，由于长安城内外各路豪杰林立，加上边疆地区突厥骑兵入侵，使得地方官君建立起来的地方势力变得日益强大。这一点尤其在晚唐初年表现出来，当时候逊位于宦官集团手中的开元新政，其目的是为了削弱地方藩镇势力，从而巩固中央集权，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宦官集团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地方割据力量，它们利用手中的兵马控制京城，对抗真正具有政治野心和组织能力的地方豪强，只能暂时缓解问题，却无法根除根本原因。

到了宋朝，由于科举制度使得文人士绅获得更多机会进入仕途，同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富裕的地主家庭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与影响力，因此他们成为相当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也意味着地方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与“诸侯”的界限继续模糊化，特别是在面对外敌压迫或者内部动荡的时候，有些地头蛇甚至能够借助自身资源直接挑战中央政府，如岳飞对于金军入侵的心怀叵测的情感表达，或许更是一个出卖给予他巨大利益同时也是他必需依靠的手段之一——反映出当时民间对于官方政策失去信任的情况。

总结来说，从汉武帝到清末，对于如何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问题，是一个持续变化但又始终不变的话题。“天子”、“诸侯”的称谓体系虽然经历了一次次转换，但它揭示出的问题核心仍然未曾改变：即如何有效地维护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又不能让那些有实力的地域性领导人过度膨胀，以防止出现破坏整个帝国稳定的局面。这是一个关于利益均衡与尊严认可之间永恒冲突的问题，也是一个试图找到最佳妥协点以保持帝国连续性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