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宾四) 为传统文化招魂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
生平
钱穆与钱锺书同宗不同支，钱锺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锺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
1949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南下广州。10月，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不久，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冠盖云集，、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1990年6月1日，钱穆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中华前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学术
钱穆没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封建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氏以后却又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当时再无学者为康文辩。
钱穆对中国古代制度有良好观感，认为中国传统非但不是君主，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张君劢《中国君主政制之评议——钱着〈中国传统〉商榷》，以三十万言，对《中国传统》一书逐条批驳。徐复观《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并不是，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钱穆的徒弟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也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犹如《尚书》的体裁：“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
其他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评价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页八二）
钱穆对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名的温情主义者，李敖质疑他是不是对中国的历史“太满意了”；历史学家不能感情用事。李敖更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
钱穆的《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说：“知识份子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
汪荣祖教授在《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生平钱穆与钱锺书同宗不同支，钱锺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锺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
1949年4月，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南下广州。10月，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不久，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钱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冠盖云集，、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1990年6月1日，钱穆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中华前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学术
钱穆没受过正规教育，他的治学理念受吕思勉影响甚深。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封建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氏以后却又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当时再无学者为康文辩。
钱穆对中国古代制度有良好观感，认为中国传统非但不是君主，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张君劢《中国君主政制之评议——钱着〈中国传统〉商榷》，以三十万言，对《中国传统》一书逐条批驳。徐复观《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并不是，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钱穆的徒弟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也常有些即兴的发挥。他认为西方人写历史，重事不重人，犹如《尚书》的体裁：“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又说“马克思《资本论》讲资本家如何赚钱，这是马克思天天看报、调查得出来的，其实中国人一句简单的话早就讲明白了，这就是『为富不仁』”。
其他
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评价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页八二）
钱穆对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名的温情主义者，李敖质疑他是不是对中国的历史“太满意了”；历史学家不能感情用事。李敖更认为“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令人皱眉，但他不以为足，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
钱穆的《蒋公八秩华诞寿文》歌颂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李敖说：“知识份子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
汪荣祖教授在《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以为:“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