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十四岁(1899)时考秀才未中。十五岁(1900)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得变卖田产，作为生活费和进入浙江南浔公学读书的学费，假期则寄居在亲戚家。十八岁(1903)时，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为江西省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高中进士。同榜中进士的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

中进士后，他获得了“知县即用”的资格，但他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进入官场，便在高中进士的这一年(1904)，以进士身份东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六年后(1909)，他学成回国，因为某些原因，还是进入了官场，历任清政府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职。他本来就厌倦官场，深恨清朝的，于是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爆发之后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之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报》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他的文章犀利泼辣，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能从常事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因此时人赞誉他的文章为“洞朗轩辟，幽隐毕达”。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几乎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总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告白于天下。他的报道“对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邹韬奋也后来回忆说：“每逢有重要事故，他总能千方百计从最重要的来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闻材料，写成有声有色亦庄亦谐的通讯供给读者，当时他在探采新闻的活动力方面，是最足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令人惊讶。《远生遗著》里收录了他在这几年中所写的200多篇文章，其中几乎全部直接或间接与时事有关，而且立场明确，影响极大。他既批评袁世凯的野心，又批评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一方面恨他，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华和影响来为己所用。

1915年，袁世凯于筹备称帝之际，为了给自己造势，极力收买知名人士为之鼓吹，其中包括梁启超。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震海内外的记者，便设法想将他揽在旗下。他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远生心里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态拒绝。袁世凯派人向黄远生表示，如果他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得到10万元的酬谢和一个部长的席位。“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的催促他。”他很为难，没有办法，只得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但袁极不满意这种搪塞之作，派人逼他重写。他到了没有转身的余地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

最终正义战胜了妥协。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为了躲避袁党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轮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黄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是“黄远庸”的音译，而“远”又与“袁”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人又恶意宣传，使华侨都以为来的是袁世凯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亲信。12月25日下午6时许，当黄远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用餐时，中华党(改组后的名称)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从背后枪杀了他，时年不满31岁。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临死前，道出了，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党、后来的中华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中华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