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世界历史一百集中的隐秘角色。他的故事，不仅是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深刻探究，更是一段关于非暴力与现代化冲突的传奇。

1925年到1932年间，威廉·夏伊勒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对甘地进行了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甘地背后的光环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在印度精英阶层中，有些人打着甘大的旗号，却做着与他构想相悖的事。

留英回来的甘地，其对于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看法显得过时和不合时宜。他的《印度自治》一书，不仅让外来者如夏伊勒感到震惊，也让国大党其他领袖感到不屑。尼赫鲁曾公开表达过对甘大的恼怒，将他比作一个愚蠢又荒淫的人。

甘地说出的话语，如同药方，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治愈心灵疾病的方式。但在实践中，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抽象理念和浪漫精神，而不是实际行动。他反对现代文明，却希望保留剥夺平等的种姓制，并认为职业传承能使人们安分守旧，这让夏伊勒吃惊。

尽管如此，一句话概括，甘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面对的是有宽容、公正制度的英国。这需要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保障群众运动，从而吸引外界注意。而苏联版的甘地将被送进监狱，从此消失于人世。

在英国，大众对甘大的态度宽容，即便是因其进口服装而失业的工人也没有强烈批评。他甚至能够以恢复棉布贸易为由煽动英国工人的支持，这显示了他的政治手腕。此外，他善于利用媒体，使自己的形象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

然而，在信息传播尚不够便捷的时候，当西方看到一个风俗习惯、生理习性与自己不同迥异的东方人居然也能将普世价值参杂着玄学出口成章，他们自然是大为惊讶和欣喜。因此，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得很刻薄：甘地说出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英国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

最终，印度独立并不只是由于单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个复杂过程，其中包括国大党、穆斯林同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印度政府法案以及省立议选举等关键词。这才是真正揭示了历史的一面纹路。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力量如何博弈，都无法逃脱道义制高点这一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