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时期起，清朝的皇帝不仅失去了曾经的英勇与武艺，更是无法有效地处理国家大事。他们既不能亲征于战场，也无法救民于水火之中；既无能耐管理内政如财政、工商等诸多领域，又无所长于科技进步，因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下滑，屡遭列强欺凌。咸丰之后，同治和光绪这两位皇帝更显得软弱无力，他们都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位女性掌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光绪身上，他曾试图进行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的束缚，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即便是他眼睁睁看着心爱的珍妃被太后派人推入井里，他也没有能力阻止，这样的境遇让他深感窝囊。

至于最后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一个不具备领导能力的人物。他三岁时就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不禁哇哇大哭，以至尿裤子。这难道像是有能力承担整个国家的大任吗？最终，是人民觉醒推动了清王朝走向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以及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是安葬九位清代皇帝的地方。在康雍乾时代，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那真是气象万千。而从道光开始，对后事料理就显得更加节俭了。慕陵规模虽然有所减少，但撤去华表、石像生以及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有设置神功碑。此外，清朝还有一个规定：凡丢失国土者，不得立此碑。道光二十二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启了赔款割地之先例，也就是断绝良心给自己树碑的情景。

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犯了丢失国土的大过。一位失职的皇帝，厚着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是扇自己耳光。此外，“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规矩。道光就在这样红着脸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不然，他会睡得很不安稳。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还有哪个朝代订立过如此严格的戒律，明文规定丢失国土者死后不得享圣德神功碑。这简直带有一种罪不可谅、死有余辜的情怀。我宁愿将之视为清朝创新的遗产之一，为保护好积累的心血遗产留下警告：稍有一点差池，即为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如果这些规矩能够更早一些产生，更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或许中国漫长封建时代可以减少若干昏君带来的损害？

总之，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手段（如报应或祖训）应该存在，以免他们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土地。而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规矩虽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却未能阻挡住国力的衰竭与国土沦丧命运。

清室奉行的一系列规矩，与前朝迥异。你说它们是族规亦可，说它们是家法亦可，都带有一定的特色。这代表最高意志“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贯彻执行，就像是否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与该君主政绩挂钩，不容白玉有微瑕。在鸦片战争中，因为失败而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让道光感到羞辱和困扰至今。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收复失地并弥补过去错误，而不是死而無悔。

我不知道，在历史上是否还有其他 朝代设定如此严格禁止那些因故丢掉领土者享受圣德神功 碑权益的情形，这几乎意味着那份行为不可原谅甚至值得极端惩罚。但正因为这样，我才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反思和警示——要保护好我们流汗滴血积累下来的一切遗产，一旦出现差池，即使是不肖子孙，我们也必须面对这种责备。如果这样的制度能更早些出台，更锐利，比如像达摩克莱斯剑一般悬挂在头顶，那么中国漫长封建时代或许能减少若干昏君导致的问题。不过，要知道，这样的制度并不足以防止所有问题，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用来增强一种心理压力，使人们更加珍惜并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当我们回首历史，每一次尝试或者改变都是为了避免未来发生类似的事情，从而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而非简单依靠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清室的一系列规则显示出其独特性质，其中有些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如选举贤者的方式。在明朝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而这一策略似乎容易引发争议，因为它忽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可能没有适合当皇帝的人选，同时又忽视了才能方面超群的人材。但这个系统至少保证了一种公平性，即机会人人平等，只要你够优秀，你就可能成为候选人。而对于国家来说，这样做更加保险，因为选择出来的是经过严格筛选和客观考验的人才，他们不是随机挑选出来的人。

如同治六岁就开始学习，其启蒙老师李鸿藻是个翰林院编修；继位后，由两宫太后的安排，该小皇帝还聘请到了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工部两员担任弘德殿授读师傅。除了书本知识学习，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骑射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不奇怪，当初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他们表现出的枪法如何那么精准呢？因此，加倍勤勉是在父母亲面前展示新学到的文韬武略，以争取优势位置也是必然的事情。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拼命提升自身能力，以争夺那关键的一张票——即拥有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任领导人的资格。

这个过程充满挑战，如果每个人的成绩相近，那么由谁担当班级负责人的角色就会非常棘手，让父母为难到何种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