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伊拉克的时代，他曾拥有过不同的称号。有的强调其领导力和世俗权力，如“委员会主席”;有的强调他与人民的紧密关系，如“伊拉克人民的伯伯";还有的却不乏历史和宗教背景，如“受膏者”、“先知直系后代”等。不难理解，作为伊拉克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面对着从属不同民族和宗教派系的人民，用历史关联去提升自己的亲和力和合法性，无疑是明智之举。

说伊拉克古老，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土地下埋葬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体系之一：从苏美尔、阿卡德到后来的亚述、巴比伦，延续达三千年之久;说伊拉克年轻，则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至今不过百年。而且，其民族国家的性质也并不稳固。当今 伊拉克，国内民族、教派林立：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徒;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离心元素繁多。

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势，将对国家意识和凝聚力的渴望诉诸于历史的一方面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也面临着复杂而微妙的挑战：是完全接受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或是强调伊斯兰教主体性的？抑或跨越到伊斯兰化之前，一直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楔形文字文明？而那又是谁 的历史？会对谁产生感召力？

今天我们就将简单探讨考古、历史与 伊拉克民族主义之间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在近东考古中的角色。这当中最为有趣的是萨达姆执政时期对古代巴比伦帝国及其遗迹重建利用，以及模仿古代君王镌刻楔形文字铭文。不过，要了解这段精彩纷呈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先从始于三千七百年的巴比伦帝国说起。

空中花园似乎是巴比伦留给后世最为著名的一个背影。而在 古代两河流域诸多城市当中，巴比伦最初并不算显眼。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帝国(Ur III Empire)末期(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有些操西闪米特语游牧民亚摩利人(Amorites)移民逐渐在乌尔第三帝国当中取得了较为显赫的地位。之后两河流域陷入割据，其中包括由亚摩利王纷纷兴起，并进入所谓 伊新- 拉尔萨时期(Isin-Larsa)。同属亚摩利血统但来自埃及文化影响较深的手工艺品则被称作晚期烛台文化(Late Uruk Period)。

黑色的石碑，最早被竖立在西帕城(Sippar),因该城主神，即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亦是主管审判正义神祇。在这个时期，这些城市发展成为商业中心，而除了行政政治功能外，还开始展现出艺术成就如浮雕壁画。此外，这个时期也是文学作品编纂发表的时候，比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编撰完成，它以非凡故事来讲述英雄吉尔伽美什的一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状况。

随后的数百年里，从公元前18世纪至17世纪初，由于凯西特人的不断侵扰，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征服地带形成了一片广大的区域经济区，从此成为波罗米雅（Babylon）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使得二次独立出现了更高级别的地理范围扩张，使得它成为整个近东地区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但到了公元前1595年的赫梯战争结束后，该地区再次沦为各族混居的地方，不断变迁，以至于失去了过去那种辉煌气象。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寻找那些失落文明的声音，那些声音最终走向世界舞台，让世界看到它们真正存在过。

然而，对待这些遗址，有一种特殊情感——他们看似虚幻，却又真实存在；看似消亡，却又活跃其中。这一切都让我们对于那些未曾见证过的人类伟大成就充满好奇欲探索。这些遗址提醒我们，每一次文化交流都是交响乐中的独奏者，每一份文物都是时间长河里的沉默守护者。

因此，当我们试图重新构建萨达姆时代所做努力背后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那个超越现代争议与分裂，只能通过共同研究来解开过去迷雾的心灵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不仅仅是在学术上的回答，更是在精神上的回答——关于我们的身份，为何要记住这段往事，为何要传承它，并如何用它塑造我们的未来?

最后，当我回顾这些经历，我明白现在更多的是为了连接过去，而不是只是为了记忆。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与其他地方相似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相同的事物。如果每个人都能分享一下自己想说的，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点——无论他们来自哪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感，将他们联系起来，那就是人类情感本身。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情如此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永恒的人类连接，而这种连接才是我想要探索并庆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