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返回大使馆区时，目睹了大量车辆来往，他怀疑是否有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核查。翻译未能仔细检查请帖，而值班员误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当作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上署名为科威克。在匆忙中，周伯萍未亲自查看请帖，就随多人进入以色列的大使馆。这一错误被《纽约时报》记者捕捉到，并询问中国是否承认以色列，这引发了一场国际风波。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件。

周伯萍在得知事件后，如梦初醒，他意识到这一失误可能会严重影响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他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解释了这次工作上的疏忽，并迅速回国。周恩来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评，将其定性为“特大丑闻”，形容其“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错误”。然而，在关键时刻，总理办公室起草的一份报告通过删减和改写，使得周伯萍免于惩罚，并且他最终没有因此而倒台。相反，他被调任至驻扎伊尔和阿尔及利亚的大使一职。

这个事件不仅震怒了周恩来，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次重大外交事故，它揭示了即便是高级官员也可能犯错，同时也展示了领导层处理这种情况的敏锐判断力。此事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警示着每个人都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以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