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时，由于工作人员疏忽，他误入了以色列的大使馆。原来，翻译没有仔细查看请帖，而值班员错误地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当作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上署名为科威克，这个名字与科威特大使相似，但实际上是以色列大使。周伯萍匆忙赶去，却未注意到挂在门口的是以色利国旗，而不是科威特国旗。

《纽约时报》记者询问此行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承认以色列，周伯萍认为这是媒体无理挑衅而不予置评。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件，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真相后，周伯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这可能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来离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回国后，周恩来说：“美国有水门事件，我们也有雅典事件。”他称这次事件“十分严重、极为荒唐”，影响极坏。但最终，由于总理办公室起草的报告和主席批示的转送给周恩来的结果，使得对此次事件性质和对参与者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改变。在关键时刻，上级提出的鼓励意见，最终导致周伯萍并未因此遭受惩罚，并且还被调任至驻扎伊尔和阿尔及利亚的大使一职。这件事被定性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场特大的外交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