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年的冬天，蜀汉的第二次北伐开始，但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建兴七年（229年），第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派大将陈式攻打魏国的武都和阴平。魏的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兵建威，最终取得了胜利，并被授予丞相职位。

然而，这些北伐行动中，李严等人并未参与其中，他们对此肯定有所不满。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上庸守将孟达。在一次信件中，他以“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来招降孟达，从而表明他一直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地位是时刻不忘，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但是蜀汉前后三次北伐，没有让他参与，这肯定让他十分不满，因此他除了发出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排挤他的反击。

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看似是在嘲讽或试图把诸葛亮摆上众矢之地，但实际上是否出自真心，是一个谜团。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无好意，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

我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我现在位极人臣，有百亿禄赐，如果讨贼未效，又如何回报君主呢？如果能灭掉魏国斩杀叡，就算十次命也愿意接受，更何况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不过，这句话却有点前后矛盾。他说“我本东方下士”，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于目前的地位，但随后又提到“虽十命可受”，显得有些自负和漠视刘备。这与他之前表现出的谨慎谦恭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陈寿评价：“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大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这是指诸葛亮抱负远大，不仅想要成为霸主，还想要控制整个中国。但同时，他也有一种自傲的心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即使没有身处中央朝堂，也认为自己能够影响国家大事。

建兴八年（230年），曹真率领三路大军攻打蜀汉，被拒于门庭，而此时正在准备第四次北伐。在这之后的一封信里，对李严当初提出帮助的情况进行了解释：“去年臣欲西征，当令平主督汉中，以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我知道平鄙情，只想趁机逼迫我取利，所以就表奏平子丰督江州，一时间得到一些便宜。”

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都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权力斗争中的互相利用，以及对于个人野心的不断追求。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他们选择加入或者离开某个阵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终，在这些复杂的情绪和政治斗争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它塑造了每个人的形象，并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