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孟津县的书法馆中，复制了所有王铎的书法石刻。孟津老城有一句口头语：“这又不是吃王铎家舍饭，何必用大碗！”据文史研究者韩仲民先生介绍，这个“典故”源于明末王铎在家乡赈灾的故事。

明朝末年，我国正经历着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在这样的时期，我的家乡孟津也遭受了各种灾难：黄河决口、冰雪成灾、旱涝成灾。我记得当时，有一年我赶上了大灾荒，说服官府开仓放粮，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在陕甘等地劝募粮食，顺黄河运到孟津，在自家门前开设粥场，为饥民每人每天一顿粥以救不死。后来，因为附近各县来的饥民太多，每人每天只能轮上吃一碗，我只得定了规矩：只准用碗盛，不可以用盆端。这导致有饥民想法在土窑烧制一种粗瓦碗，以便能多喝一些粥，因此有了那句口头语。

我的生活和工作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我对社会有较强的责任感。我虽在京城任职，却来自社会下层，对明末的赋税之重感同身受。在朝堂之上，我表现出鲜明的东林风范，当时几度险些大祸临头，也因此数度政坛失意。

随着年龄增长的人生体验让我深刻理解到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情感纠葛。而这些强烈的人生感悟，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所必要经历和拥有的。我曾经两次失去女儿，一次父母相继离世，这些变故让我深切体会到了家的痛苦。但这些痛苦也激发了我更深层次的人生思考，以及更高级别的心灵触觉，使得我的书法技巧与精神世界更加融合。

宦海沉浮是我的常态，而书法则是我生命中的坚实港湾。在清代降职后的声名狼藉与他早年的形象和名声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期间，他权贵直言劝君面对“廷杖”大祸坦然不惧，为此多次政坛失意，但这一切，都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拒绝参与《三朝要典》的编纂，与同僚黄锦、郑之玄相约，他们都上了“阉党”的黑名单，此后数年内外战乱不断，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悲剧。

最终，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背景下，即使身处困境，我依旧通过书法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奔腾舒卷，让笔下的字迹成为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如今回望往昔，那些创作于流落怀州时期的小说作品，如《赠张抱一行书卷》、《赠张抱一草书卷》，已经达到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地步，其骨格刚健奇伟已入自由自在境界。可以说，在那些艰难岁月里，我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五十自化，从而将技巧与精神糅合至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