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历程：麦考莱探索100年党史的辉煌篇章

正因为我们在奴役中不曾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在混乱时也能保有秩序。在上帝（列国兴衰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意）的庇佑下，正是有了长期议会、非常国会以及奥兰治的威廉。英国光荣，就这样落幕了。当我们拿它和过去60年来颠覆了许多古老政府的对比时，不免会被它的独特性打动。它之所以如此独特，原因显而易见，不过那些赞颂者或苛责者似乎不一定能理解。

18世纪，欧陆爆发革命，在那里，中世纪有限君主制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历经漫长时日，君主的立法权、征税权早已变得无可非议。王位由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拱卫。除非遭遇极严峻的危险，他的政府不接受任何指责，即使措辞谦恭也不成。臣民的个人自由取决于他的喜好。在老人的记忆里，能够使臣民们免遭恣睢制度一个也没能留下来。

那些一度能够约束王权的大议事会已经被时间堙没，它们往昔组织形式和特权只有考古学家才能说得出一二。因而，我们无须怀疑，以此种方式被统治的人类一旦成功地从他们蓄怨已久的政府手里攫取大权，便定会迫不及待地摧毁一切（而无力建设），定会痴迷于似是而非的事物，对新奇事物情有独钟，并且厌恶、背离本国先例和传统，他们将从理论家的著作中寻求统治原则，或许无知、笨拙地模仿雅典和罗马爱国者的行为。

同样，我们亦未必需怀疑，这种精神引导下的暴行将招致同样暴烈的一方，最终，这种混乱将迅速催生出比旧制度更为严酷政体。如果我们遭遇同样的境遇；如果斯塔福德伯爵最中意专横阴谋得逞；如果他能像数年后的克伦威尔那样组建一支兵马强盛训练有素的大军；如果所有司法裁决都像财政署内室法庭在造船费案中的宣判，将征税权授予国王；如果星室法庭和高级专员公署持续不断惩罚残害并拘禁任何敢反抗政府的人民；如果新闻报刊就像维也纳或那不勒斯一样受到压制；如果我们的国王逐渐掌握全部立法权；如果六代英格兰人时间里没有召开过一次议会，那便怎样的爆发啊！在这种撞击下（远在地极人都会耳闻），整个庞大的社会机体将垮掉！数以千万计的人——包括这个国家曾经最富裕最有教养成员——将或乞食于欧陆城市，或苟全性命于美洲莽原树皮屋里！我们将频繁目睹伦敦街巷布满路障，房屋弹痕累累，而臭水沟里的泛着泡沫血液！我们将疯狂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政体中寻找避难所，并被政体驱使再次沦入无政府状态！

若半个世纪严厉教训足以教导如何享受真正自由，那么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我们的光荣避免了这些灾难。这是一场防卫性的胜利，有着惯例可依，有着法律可循。在英格兰，也只在英格兰，只要13世纪限定的君主制完好保存到17世纪。我们的议会制度充满活力。而我们的宪法奉行完美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以正式精确书面文件公布出来，而是零星散见于古老高贵法律之中;尤其重要的是四百年来英格兰人一直铭记其中。

未经议会议定，不得立法不得征税不得维持常备军。不论哪方面君主不得凭专断意志监禁他人，即使仅一天也不行;但凡执行命令侵犯臣民正当权利之工具，都不能以王室命令为借口侵犯卑微臣民之基本尊严与合理需求，此等原则成为辉格党与托利党共同坚守，最终成为国家根本大法。在拥有此等原则作为根本大法的地方，也实不足需要新宪法。但尽管如此改革仍需进行，因为斯图亚特朝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灾难充分表明我们的政治体系存在缺陷。此外，一些重大问题仍待开诚布公讨论，在我们的宪律初创时代尚未习惯设计精确定义，因此有些反常现象——与基本宪律相悖，与其存续构成威胁——偶尔发生，但多年下来竟未造成重大的困扰，因而逐渐获得因袭力量。

消除这些罪恶的手段，就是毫不含糊地声张人民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公开申明任何先例都不足以为侵犯人民自然平等与不可剥夺生命保障基础行为辩护。如果实施这样的措施，则我们的统治者无法曲解法律，但除非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手段，他们一定还要违抗法律。不幸的是，从前教化普遍认为，只有一条规矩是神圣不可触碰：即只有具有皇族血脉才可以登基。而《大宪章》不过是一纸文书，其签署者自然亦可以废止，却不能改变这一永恒真理。一切其他规定，无论多么杰出，都无法永久限制君主行动纯属虚妄幻想。

为了保护这些自由，我们必须完成两项重大任务之一清晰界定基本法律中的模糊部分第二，从统治者及被统治者的头脑根除那种认为君主特權比基本法律更加庄严神圣错误思想通过《權利 法案》的序言给予庄严陈述并声明后通过宣布王位空缺并邀请威廉玛丽继位解决分歧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深刻影响了英国历史进程变革虽然小幅度进行但结果却意义重大对于维护英国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因此，当回顾100年的党史简要概括，我发现英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为了保持传统价值观念，同时适应新的社会条件。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平衡过去与未来、传統與現實的问题，是一個關於如何維護國家穩定的長期過程。我們從歷史學習到的不是單純追求變革，而是在變革當中尋求傳承與進步，這種智慧是我們今天繼續前進時不可或缺的心智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