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1711年9月25日出生于一个充满荣耀的朝廷。306年后，我在1799年2月7日与世长辞。在我的治下，中国清朝经历了1735至1795年的辉煌时期。

我深知天朝之丰富无比，无需外夷之物品，但为了体谅西洋各国的困难，我准许他们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满足其需求。我坚持天朝法制森严，每一寸土地都被确立为版图，不容分割。英人请求赏给土地一事，我断然不允。

我是雍正皇帝第四子，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位，被祖父康熙喜爱，从小便被视为继承人。在雍正即位后，即被确定为皇储。我自幼得宠，一路平稳地登上最高宝座，这或许成为我“好大喜功”的原因之一。

在内政方面，我继续施行雍正时期的政策，如“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维持统治的稳定，使社会经济达到繁荣。我自豪的是我的“十全武功”，其中包括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等战役，对历史产生了影响。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我也是一位热心文艺爱好者和赞助者。我曾作诗四万余首，对名胜古迹常题诗于上，是个藏书家。我组织了许多文化工程，如编撰《四库全书》、《大清会典》等，并校刊重刻了《十三经》、《二十二史》等珍贵文献。此外，《红楼梦》的诞生也是这个时代光彩的一部分。

晚年时，我陶醉于与历代帝王相比较，认为自己拥有广泛领土、臣服之普、民庶安宁的情形罕见。尽管如此，这些自我陶醉固不可取，但他举的事实仍有一定的道理。作为一个睿智多才且享受生活的人，我的统治期间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时期，而君主制度也达到了顶点。当我沉浸在自我陶醉中，也是我所处时代中国迷梦中的睡眠最深的时候。而欧洲列强则正在寻找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坚船利炮已经开始威胁着我们的边界。不过，由于我的作用以及对文化的贡献（包括正负两面），尽管我们已成为历史背影中的景象，但依然勉强进入这份排行榜中，与100名同时代伟人并肩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