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皇帝宁愿忍饥挨饿也不迁都洛阳，为什么？或朔方风沙中寻觅着一条未曾走过的道路。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于邙山爆发的大战中，无数英雄英杰涌现，那些因故无法并肩作战的人们，他们心中的梦想和希望，都被埋藏在那场悲壤之战后的土地里。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那些北方豪族与边疆民族，被迫从命运的轮盘转换方向，而他们选择团结力量反抗的地方，便成了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之一——关陇地区。

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情况，当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而那些秦国人人皆虎狼、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比拟的情景，也渐渐浮现在人们的心头。

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的责任，因此也不会耽误老百姓的耕作，这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这道理在于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行摊派，它与后来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并不相同。而这种自愿性的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一方面是特权阶级存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所导致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前的前期，有如山东河北等地区经过魏齐两百年的发展，由国家掌控的地产并不多，这些区域依附新近，加以稳定考虑，使隋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改革，所以授田仅为形式化手段。

相对之下，如关陇地区自汉以来处在不断战争状态，因而无法抗衡国家力量，因此土地较为集中掌握，可维持均田制度。此外虽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可以通过《新唐书》记载来推断：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还多显示关陇地区为主要来源。但既然国以兵立且府兵严重依赖于关陇，那么也就不足怪乎隋唐皇帝宁肯做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这一宝贵地域即使冒险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