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四五千年的文明足迹如星辰般璀璨。近年来，在中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太湖流域、山东半岛和岭南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的诞生。《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一词，其成书年代久远，对学者们来说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然而，关于《禹贡》的具体时间，我们需要深入探究。邵望平先生认为，《禹贡》并非直接记录了公元前3000年的实际情况，而是一种基于更早期地理知识的后人的创作。在这之后，不断有新的证据浮出水面，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思考。

例如，从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禹贡》中的记载与实物相吻合，这为其真实性提供了依据。此外，“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这些描述都符合当时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特征。这一切似乎证明，《禹贡·九州篇》的确反映了一种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人文地理状态。

尧舜禹时代，他们对苗蛮部族所进行的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那时，三苗的地位与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域基本吻合，而屈家岭文化正值公元前2500年至1900年间，是苗蛮集团文化的一环。随着时间推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些部落最终走向社会解体，并形成强大的部落群体，如灌头、三苗等，都属于不同的氏族部落名称。

在此背景下，以华夏集团为核心，与东夷及其他各方建立联系，最终融合成为中国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一过程也促成了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诞生。这不仅标志着国家制度的大幅度完善，还意味着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量战俘被改造成奴隶，为新兴社会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最后，从我国古史传说到奴隶制国家过渡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刘毓璜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我国传说中的远古世系，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是虚构之作。他还指出，大汶口文化所展现出的遗物与墓葬表明，它们社会性质相当于第二次大分工前的水平，但已有阶级差别，却未见早期国家迹象。

总之，在探索我们的历史故事时，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视角，将各种学科结合起来，以更深层次去理解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故，那样我们才能真正揭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