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源起之地，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如同星辰般璀璨，映照出中华文明的辉煌。从中原到燕山南北、长城沿线、太湖流域、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及岭南地区，众多遗址如超中心聚落和古城址密布其间，让人不禁感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灿烂文明。

学者们对《尚书·禹贡》成书年代进行研究时，有所局限，但通过对中国史前原始文化的深入探究，我们得知，《禹贡》的“九州”并非公元前3000年就已形成，而是反映了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知识水平。考古发现揭示，《禹贡》的记载与山东地区文化有着精确对应关系，即三个东夷支系的地望与考古划分的小区大致相符。此外，“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的真实可信性，以及其他特定文化元素，如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先民生活特点等，都证明了《禹贡》中的记载具有历史价值。

尧、舜、禹时代的战争，不仅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部落兼并战争向更大规模征服异族战争转变。这场战争促成了民族的大迁徙，对于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融合，为中华三代文明奠定了民族基础。

通过对我国传说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过渡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太嗥氏社会性质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水平，大汶口文化则体现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前的阶段。黄帝时代及龙山文化时期见证了个体经济对集体经济冲击，而颛顼、帝喾至尧舜时期虽表露氏族制度解体迹象，却未达到早期国家阶段。

炎帝和黄帝，他们不是神话人物，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群体或视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他们奠定农业文化基础，使中国历史稳步发展，因此称他们为中华民族祖先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