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深邃历史长河中，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如同星辰般闪耀，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之谜。这些遗迹分布于中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太湖流域、山东半岛及四川盆地与岭南地区，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文化遗产图景。

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

通过对《尚书·禹贡》成书年代的深入探究，我们发现传统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作者邵望平先生认为，《禹贡》的记载并非完全是记录事实，而是一种文学创作，以反映当时的人文地理观念。在考古学角度分析，这部文献中的“九州”概念，其实仅代表西周早期之前，即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境内知识水平。因此，它远未能达到战国时期所展现出的广阔视野和丰富内容。

以山东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禹贡》中的描述具有细腻而微妙的地理特征，与现代考古分区相吻合。此外，“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等记载已被证实为真实可信的事实。而“降丘宅土”，可能指的是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先民生活的特色；“淮夷虫宾珠及鱼”，可能是指徐州特产厚壳蚌制品及鳄鱼皮；“岛夷卉服”，则是舟山岛民生活环境的一抒情感。这一切都表明，《禹贡》的九州篇更像是公元前2000年的华夏两河流域人文地理记录。

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

尧、舜、禹三位帝王及其对苗蛮部落联盟所进行的战争，是中原地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石兴邦教授和周星博士共同撰写的小册子，他们提出了关于这场战争背后的动机和结果。

首先，他们分析了苗蛮集团在长江流域的地位以及与北方黄河流域之间不断发展的情报联系。在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期间（约2500-1900年），我们能够确认这些文化确实在此时期存在，并且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逐步形成强大部落群体，如灌头、三苗等均属于不同氏族部落名称。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部落间因利害关系建立了庞大的军事性质联盟，而屈家岭文化时代其分属若干类型小区，也反映出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华夏集团，其主要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晋南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上。这一时期，由于部落兼并频繁，黄帝成为中央之帝，而南北双方成立并维系联盟，不仅管理日益增多公共事务，还需要处理军事与战争的问题。这便导致了以战争形式同化苗蛮集团，最终实现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征服或兼并。

尧舜禺三代父权制下的战斗最终以北方联盟胜利告终，但这种战斗已经不再是血亲复仇，而转变为了掠夺奴隶财富的大型征服异族战争或是氏族兼并战。经过这次冲突，不仅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大迁徙，也引发了杂居与交流，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和三代文明民族融合。此刻，在华夏核心联合东夷，以及融合苗蛴，这就构成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诞生的背景，是同一过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事物变化。

最后，在阶级矛盾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那就是对于主君效忠的人员是否应该有固定的继承人问题，使得原本由亲兵群组成的地方贵族转变为世袭制度，并走向其反面。大批战俘被编入奴隶队伍，为新社会提供大量劳动力，使这个新诞生的社会建立在奴隶劳动占有剥削基础上。同时，对于中央王朝来说，与异族建立朝贡关系也是必然趋势，其中包括常备军刑法系统也开始逐渐完善。此外城乡对立加剧，加速都市建设以及经济基础国库体系完善，从而推动国家机器迅速完备起来。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距今大约2700-2100年间，大概持续五六百年才完成这一伟大历史转变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我国古史传说看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过渡

刘毓璜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过渡的问题。他认为，我国远古世系既有真实也有虚构部分，他安排这些传说历史世系次序，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有关第一次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经典论述，将太嗥氏称作第一大分工水平。大汶口陶器文字意符文字不能简单作为进入阶级社会标识，因为它不是文明同义语。他认为，我国早期slave states 的最初创立者不是即行世袭制度夏启，而应是一个拥有部落最后一个军事"river valley irrigation manager"双重统治身份且拥有驾驭整个社会力量的人物：即他认为那个人物应当被视为真正开创者的始祖：秽/水神/神农伏羲/炎帝后裔之一: 秦皇子姬昌（秦孝公）的父亲：秦惠公或者他的曾祖父：秦襄公（因为秦孝公没有儿子，所以他的父亲或者曾祖父将会成为后来的第一任皇帝）.

炎帝和黄帝探论

李绍连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见解，他认为要想彻底了解炎、高二人，我们必须跳出传统框架，用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史学等多个领域综合研究他们。他强调，他们并不纯粹是个人的功绩，而是在那个时代群体成员共同创造的一份荣耀。他还指出，无论是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还是其他任何时候，都无需怀疑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农业基础奠定巨大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影响整个中华历史稳步前行，因此称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是不为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