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源起之地，近年来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如同星辰般点缀了中原、长城沿线、太湖流域、山东半岛和岭南等地区。这些遗址不仅证实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也为我们揭开《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地理知识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学者们对于《尚书·禹贡》的成书年代一直有所争议，但通过对史前原始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推断，这部文献记录下的“九州”确实反映了公元前3000年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格局。不过，这份知识远未达到战国时期的地理探索水平。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禹贡》记载中的细节与考古证据相呼应，尤其是对三个东夷支系的地位，与现代考古划分的小区类型大体吻合。这一切都证明，《禹贡》是一本关于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真实记录，而非后世修订过多次后的产物。

此外，尧、舜、禹时代的战争，对于我国国家形成过程至关重要。这些传说时代酝酿并塑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尧、舜三代父权制下部落首领对苗蛮诸族所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是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以及当时南北部族之间形势，我们了解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曾是中国远古文化发源地之一。三苗的地望与屈家岭文化分布基本吻合，可以认定屈家岭文化即为苗蛮集团文化。

经过漫长发展，苗蛮集团逐步走向社会解体，并形成强大的部落群体，如灌头、三苗等均为不同氏族部落名称。此外，各个部落因利益关系建立庞大军事性质联盟，其分布区域可见于考古上。此时华夏集团以晋南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其生活背景主要体现在二里头文化中。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中央之帝黄帝，并且由于管理日益增多的事务和战争需要，南北双方成立并维系盟邦。

这场伟大的历史进程最先开始于尧时代，以北方联盟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不再是血亲复仇，而是为了征服异族和获取奴隶财富的大规模征服战争或兼并战争。这样的模式促成了最早一次民族大迁徙，使得异族间杂居，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最终构成了中国三代文明民族背景，即华夏核心联合东夷融合苗蛮，从而诞生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最后，本篇文章还探讨了从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过渡的问题，以及炎帝和黄帝这一神话人物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以及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我国悠久历史背后的故事。而《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则进一步验证了这段史诗般历程中的每一步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