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源起之地，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如星辰般点亮了历史的夜空。从中原到长城南北，从太湖流域到山东半岛，再到四川盆地及岭南地区，都有着距今四五千年的遗址分布，这些中心聚落、超中心聚落和古城址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璀璨图景。

学者们对于《尚书·禹贡》成书年代进行了广泛研究，但这些研究存在局限性。通过对中国史前原始文化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禹贡》中的“九州”并非公元前3000年时就已经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而是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这一点可以通过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得到验证，其中一些记载与考古数据相符，尤其是关于三个东夷支系的地望，与考古划分的小区大致吻合。此外，“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等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支持。

这些证据表明，《禹贡》的编撰时间可能更早于我们想象的那一刻——它可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完成，这个时候的人文地理还远未达到战国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在这之前，是黄河下游先民生活特点“降丘宅土”，淮夷产品如虫宾珠及鱼，以及舟山岛民风俗记录等，使我们能够窥见那个时代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的一面。

而尧、舜、禹对苗蛮部族战争，不仅是一个传说故事，更是一段历史真实记录。经过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之间各种联系和发展，三苗集团逐渐走向社会解体，并形成强大的部落群体，如灌头、三苗等均为不同氏族部落名称。这种军事性质的大型部落联盟，在屈家岭文化时代便已存在。

中原华夏集团则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冲突不断爆发，黄帝成为中央之帝，这种南北双方部落联盟建立和维护不仅管理日常事务，还涉及军事需求，以此抵御外敌或统一内乱。这正是尧时代开始的事实背景，导致战争爆发，最终以北方联盟胜利告终，这场战争不再是血亲复仇，而是为了掠夺奴隶与财富的大规模征服异族战争或部落兼并战争。

这场战争促使了民族大迁徙，其结果引发了异族间杂居，大规模交流，也推动社会发展。当华夏集团联合东夷融合苗蛮，便构成了中国三代文明民族背景，与奴隶制国家—夏王朝诞生相辅相成。大批战俘被迫为奴隶开辟新的劳动来源，使新生的社会建立在对奴隶劳动占有的基础上。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早期常备军刑法制度以及城市防御经济基础，即国库制度初步形成。

国家出现前的准国家氏族部落方国，如陶寺-东下冯文化、大寒-后岗类型文化等，都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物，让我们能够窥见从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转变的一个宏伟画卷。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传说中的世系，有的是真实历史，有的是虚构情节，对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第一次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理论，我们可以安排这些传说按照一定次序排列，以确定他们各自代表的社会阶段及其阶级特征。但文字并不完全标志着进入阶级社会，它只是意符文字，没有足够证明进入阶级阶段的手段。至于世袭制是否作为早期国家成立标识的问题，该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因为我国最早创立者不是实行世袭制，而是在具有双重统治身份且拥有驾驭力量的人物手里实现初步稳定化——即禹所做的事情。而炎帝与黄帝，则被视为两个代表性的称号，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功绩属于集体所有，为农业基础奠定，为中华民族稳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因此他们被尊称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