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波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9年2月——1921年3月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与波兰第二共和国两个新政权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战争是由两国对扩张领土和扩大影响力的企图所引起。

凡尔赛条约使波兰自18世纪末被瓜分以来重新立国，刚刚恢复独立的波兰寻求保住那些在被瓜分时失去的领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目标是控制同样的领土，那些地方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失去。

两国都声称自己获胜。在这场战争中，波兰人声称成功的保卫了自己的国家，而苏俄则声称波兰向东侵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击退，认为那是协约国武装干涉内战的一部分。

战争背景

波兰与苏俄的边界在凡尔赛条约中并未加以详细说明，战后1917年；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内战；同盟国从东部阵线撤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尝试独立。

波兰的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认为这是波兰向东拓展疆土的有利时机，计划通过联合中东欧其余国家建立一个波兰化的联盟海间联邦，作为对付德国和帝国主义再度出现这一潜在威胁的防波堤。弗拉基米尔·列宁则认为红军可以经由波兰支援德国党，并在欧洲其他地方制造。

在苏联和俄罗斯论述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苏维埃国内战争的著作中，都使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武装干涉苏维埃”。之所以说这个概念模棱两可，就在于它模糊了苏维埃领土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概念涵盖了当时的苏维埃、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甚至还囊括了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

而这时，苏维埃的领土并不包括整个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苏维埃只是通过红军的军事行动，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但是，在苏维埃国家的眼中，这些国家和土地应是属于苏维埃管辖范围之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苏维埃非一个国家的情况，列宁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有过阐述。

他说，苏维埃对邻国执行的是“紧密联盟的政策”：“不言而喻，我们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这里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

”一个“联邦关系”揭示了苏维埃与乌克兰的实质性关系——“邻国”。至于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它们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独立”国家的，而在实际上它们又常常被视为苏维埃有权干预的土地。

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为了追击尤登尼奇残部，可以兵发爱沙尼亚：“应该利用爱沙尼亚农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们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爱斯兰而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击，战争势必将转入爱斯兰境内。”

苏维埃虽然是十月的产物，而在俄波领土问题上却持有顽强的历史观点。尽管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

而在实际上，苏维埃当局却一直把波兰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边界看成是“俄波边界”，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皮尔苏茨基政府却试图为夺回波兰在历史进程中被四邻瓜分去的领土而诉诸武力。

苏维埃在这方面也是一刻没有放松准备，波乌、波白边界的争夺在新形势下如地火般运行。国内战争全面爆发期间，苏维埃在波乌、波白边界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行动方面一直是苏维埃运筹帷幄的重点。

为此而成立的西方面军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这个方面军负责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军事行动。

总的决策是：为了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为了在这些领土上设防来维护苏维埃的利益，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苏维埃民族军。西方面军的建立表明苏维埃政府不会在“俄波”历来的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

但是，皮尔苏茨基政府却偏偏要在边界领土问题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瓜分过波兰的大国的削弱，向东西方扩大自己的疆土。皮尔苏茨基认为，现有的边界是大国强加于波兰的，到了波兰人回到自己原先的归属地的时候了。

1918年秋天，皮尔苏茨基从东部边界着手，联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力量，试图将波兰的东部边界向东推移。对于波兰政府和波兰民族来讲，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与迸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党左派都怀有重建国家的“故国情结”，而皮尔苏茨基恰恰是波兰社会党左派，他领导的政府也打着“”、“工农政府”的旗号。

因此，在他身上出现这样的“故国情结”也就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基础。重建波兰，甚至是“大波兰”，就成了印有皮尔苏茨基符号的“波兰爱国主义”，或许是“波兰沙文主义”。所以，皮尔苏茨基出兵苏维埃在波兰国内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

1919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诺维也夫、抄送列宁的电报中就提出：“最近的情报都表明波兰人极有可能发起全线进攻。您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

同一天，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其中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人民强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对波兰政策的依据是民族自决的不可动摇原则，并郑重声明：“红军不会越过现有的白俄罗斯战线的地界”，在乌克兰一线，“苏维埃军队不会向目前所占地界的西部开展任何军事行动。”

苏维埃政府还保证，不与第三方缔结反波兰的任何协议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波间的一切问题。

2月2日，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波兰问题非常尖锐”，并且给波兰政府和波兰问题定了性：“除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地主的波兰外，除波兰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势力外，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

列宁还在讲话中再次极力驳斥了红军要打波兰的说法。这次会议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

皮尔苏茨基于1920年4月12日下令进攻基辅，开始了向苏维埃索要“被占领的土地”的军事行动。这大大触犯了苏维埃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伤害了苏维埃几乎所有都怀有的“世界”的和向往。一个被苏维埃视为应是世界“红色桥梁”的波兰怎么能成为反对苏维埃的“通途”呢？

于是，波兰的爱国主义就与苏维埃的爱国主义相碰撞了。4月29日，俄共（布）中央发表文告，呼吁工人和农民、“尊敬的俄罗斯公民”起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被列宁批判过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和这个概念第一次被苏维埃政权看做是赢得对波战争的武器，而且在爱国主义这面旗子下，所要达到的就不仅仅是对波战争的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