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返回大使馆区时，目睹了大量车辆来往，他怀疑是否有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核查。翻译未能仔细检查请帖，而值班员误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当作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上署名为科威克。在匆忙中，周伯萍没有亲自查看请帖，当他们离开中国大使馆后，被引导进入了以色列的大使馆。翻译错误导致“这里”被误读为雅典。当时周伯萍既未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未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臣，并与他握手，但并未注意到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此刻，《纽约时报》记者惊讶地发现中国大使访问以色列，大发问：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承认以色利？由于阅读理解上的失误，“这里”被错误地解释为雅典。周伯萍认为这是西方媒体无理挑衅，因此顶礼不敬。

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随后，从罗马尼亚的大使那里得知情况的周伯萍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这一事件可能会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损害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紧密关系。而为了避免事态扩散，周恩来决定召回周伯萍。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说：“这是一次极其严重、荒唐且影响恶劣的事故。”但最终，在总理办公室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将“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表述改成了“是没有调查研究结果”，并将对错误认识从“较好”改为了“很好”。最终，由于主席批示和外交部努力，最终决定鼓励而不是惩罚周伯萍。这一转折，使得原本面临倒霉局面的周伯萍意外获得新生，不仅没有因此丢官，还因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两国担任领事代表而升职。

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位领导人的智慧，以及政治决策背后的复杂性。在一次看似轻率之举之后，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外交风波竟然化险為夷，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迅速地扭转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