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明朝历史中，真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寥寥可数。自从秦朝至清朝，帝制统治下的大多数君主都无法获得人们的赞誉。原因之一是这些君主通常是在宫廷深处成长，没有经历过世外磨难，因此耳边只听到阿谀奉承的声音，他们养成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

然而，有些例外。在这方面，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留下了宝贵见解。他认为，只有少数几位皇帝能够打破这一模式，比如明孝宗朱祐樘。他认为孝宗是一位恭俭仁明、勤于治理之人，他身边有一批高风亮节的大臣，这些大臣敢于直言极谏。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广纳方正之士，不容忍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和太监干预政务。他的早朝除了正式早朝，还增设午朝，对内阁和六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孝宗的一生与其品质紧密相关。在当太子时，他受到了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影响，并通过阅读经史书籍培养出“仁孝恭俭”的品格。一即位后，他依然不懈地学习《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对任何疑问都会请教儒臣法吏。因此，被人们尊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严格的皇帝之一。

他的登基后立即开始拨乱反正，将佞幸之臣罢黜，对内阁和六部进行了重大的人事变动。首先是万安这个大学士，他被揭露在奏折中推荐房中术秘方给皇帝，从而被革职。此举引起言官们上疏要求更改，更换万安。而尹直也因同样原因遭到罢官。

接着，又有另一个大学士刘吉，因为面谀迎合言官而获保全，但最终因屡次触犯规则被革职。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清除宦官势力，为德高望重的大臣提供机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司礼监太监怀恩，以及王恕两位人物，他们都是勇于直言且受到尊敬的人物。

怀恩曾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贬出京城，但他却因为忠诚而得到恢复原职，并继续影响着政治局势。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两京十二部，只有王恕。”此情此景，让那些佞幸之臣皆侧目相视，而皇帝也对王恕感到厌烦，以致赐予他太子少保身份让其退休。

尽管如此，王恕并未就此停步，在南京任巡抚侍郎期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述：“以好直言终不得立。”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声名愈发显赫，当文华殿重新开放后，许多人推荐他担任吏部尚书。此前，一般情况下，大臣不能直接会见皇帝，所以政治决策往往很快就定下来。但由于王恕坚持请求召见，便能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并由皇帝详细询问作出裁决，从而改变了整个政治体系，使得更多人才能够参与讨论国家大计。

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丘浚，此人幼年丧父，由母亲教育成才，无钱借阅古籍，却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工作。在军事需要时，他撰写奏章献给内阁大学士李贤，被采纳并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他还著作了一本关于《大学衍义》的补充文章，其中提出了治国平天下的具体策略，并且因为这本书获得了最高荣誉，即使已经七十一岁仍旧参与机务工作，为文渊阁编撰《宪宗实录》，开创了尚书进入内阁的先例。他虽然也有弱点，如议论激昂，但总体来说，是个忠厚待人、爱好学习的人物。但遗憾的是，与另一位信任者王恕之间产生嫌隙，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紧张甚至公开争执，最终导致二人之间存在误解与猜疑，而丘浚去世后，也有人批评他的某些行为带有一定的偏激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