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人对武侠文化的偏爱：从江湖性格到英雄与枭雄的区分

中国人的“武侠癖”是深厚文化根源和江湖传统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像武侠小说这样的畅销书在国内外都极受欢迎，而且这类背景设定的电影还能打入国际市场，如好莱坞。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钟情于武侠，我们需要回溯到江湖文化及其影响。没有江湖化，就不会有对武侠这种文化形象的崇拜。

有人简单地解释说，武侠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英雄。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武侠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人物，不等同于真正的英雄。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呢？比如孙子、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和林则徐，他们都是以俸禄为生的，这反映出他们身处合法正统体系内，维护的是正式规则——这是区分非正统与正统之间界限的一个关键点。而那些没有朝廷发饷，没有依靠官方粮食，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社会不公的人，如宋江、晁盖、小宝、岳不群、高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等，他们并非依赖劳动所得，而是通过抢夺来获得利益，这也是一个重要点，是建立在制造社会不公之上的，而不是依赖于真实劳动。

实际上，从古至今，每一种文学都有默认分类，将前者视为英雄故事，后者作为豪杰故事，有其固定的流派和读者群体。英雄们不会进行家劫，而豪杰们却离不了家劫。在提及“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话语时，它似乎混淆了英雄与豪杰之间的界限，但其实它只是说明了豪杰可以转变成为王侯，并无绝对界限。一旦放弃家劫而皈依合法正统或者创立正式规则，便可自称为王侯，即便收税也会停止打家劫舍，就如刘邦或朱元璋这样的人物。

另一种解释认为国人的崇尚 武侠是一种对暴力的追求，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这个观点有些触及边缘，但却并不准确。论暴力，如秦始皇或成吉思汗，他们都是领导人物但与 武侠毫无关联，也未被归入 武侠范畴。而他们更像是制度创立者的形象，而不是体制外面的 江湖人物。

武侠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厚的地位，是因为它来源于 江湖环境。“首先‘侠’，其次‘武’”，即拥有高超技艺且行事英勇的大亨们。这一概念让人们对于那样的存在充满向往，使得这一文化符号遍布民间，以至于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 “老大”。

儒教传统中的偶像是忠义之士；而在 江湖中，则是由 文学作品塑造出的这些名誉卓著的人物。当我们看待明清之后的情况时，我们发现 江湖已经演变成了儒教的一种退化形式，“三纲五常”、“五伦”、“八德”逐渐消失，只剩下“ 武 ” 和 “ 義 ” 两字作为立足 江 湖 的法宝。而一般来说，一些低级别的是那些吃饭难以果腹且风餐露宿流浪汉；高级别的是那些生活富裕且精通功夫又有着浓厚义气的小人物，他用仗义行侠来掩饰自己打家的行为。

因此，对于许多普通百姓来说，由此产生了一种对于 高贵 而自由生活方式以及那些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理想状态的大亨们的向往。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阅读关于这类主题的小说，以及观看相关电影，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世界困境并寻求自我提升的心灵寄托。此外，这一现象也表明，当正式机构管理松懈时，无序行为就会泛滥；当无序行为盛行时，那些讲述这种生活方式的小说就会变得更加流行。

当然，并非所有写作如此浅显，都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大师笔下所著作，其思想甚至接近哲学层面，比如华罗庚曾评价过一些小品质他认为它们既符合道德规范又富含深意。他指出了历史上某些黑暗事件，比如制度危机，以及如何揭示这些问题，比如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角色如何揭示了整个国家颇具荒谬性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示了解决方案或方法，同时分析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他通过韦小宝这个角色展开讨论，让我们认识到时代改变使得旧日价值观念崩塌，因此发生了一系列伦理价值观念变化导致系统错误的情景出现，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的价值体系。

最后，《鹿鼎记》就像是一个反讽性的话题，它透露出一个笑话：“坏人怎么才能飞黄腾达？”金庸精心设计了一个角色，在不断挑战着儒家的标准做事方式——养育孩子，即使最温柔善良也有可能成为最残忍的手段。这是一个典型例证，用来描述过去几百年来的政治局势变化，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认可但却无法克服的问题，即虽然大家知道应该遵循哪条道，但是实际行动总是在违背这些原则，因此结果通常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被扫除他的封建习俗，被指责，却仍然有人觉得他很傻，不够聪明，那么你就理解到了更多关于现代社会问题的地方：

《鹿鼎记》总结了从明清以来直至今日价值观本质：笑贫不笑娼笑笨也不笑腐老实不如奸诈工作也不必混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