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1711年9月25日出生于一个充满荣耀的朝廷。306年后，我在1799年2月7日与世长辞。在我的治下，中国清朝延续了60年的辉煌（1735—1795）。我深知天朝之丰富无比，无需外夷之物品，但为了体谅西洋各国的困难，我准许他们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满足其需求。

作为雍正皇帝第四子，我自小便受到祖父康熙的宠爱，并被确立为继承人。1735年，当雍正陛下驾崩时，我顺理成章地继位成为皇帝。虽然我几乎没有遭遇挫折，便登上宝座，这也或许是导致我后来“好大喜功”的原因之一。

在内政方面，我并未创新的多，但我继续施行雍正时期的政策，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以个人威望维持统治稳定，使社会经济在稳定发展中达到繁荣。我最为骄傲的是所谓的“十全武功”，这包括平定西北、征服新疆、缅甸和越南等地区。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对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军事上的成就，更让我留名史册的是文化上的贡献。我本人热心文艺，不仅自己作诗达四万余首，还亲题诗于游览之处。我还是个藏书家，为展现文化修养，或是真诚热情，与位期间组织《四库全书》、《大清会典》等文化工程。此举保存了许多珍贵古籍，为中国古籍文化集大成之作。

然而，当晚年的我沉浸于同历代帝王相比较时，我开始陶醉于自己的伟业——扩土、臣服和民庶安宁。不过，这种自负固然不可取，但实质上，有些评价也是有道理的。我天生睿智，才华横溢，一生享受豪华庆典和巡游，也是我统治时期的一面镜子，那是一个封建文化集大成时代，对君主思想与制度都达到顶峰。

当那时候，我们正在沉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而欧洲列强则正在周边活动，他们想方设法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我们却被看似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束缚住前进脚步。大清王朝，就像乾隆盛世一样，被认为腐朽落后的象征。而尽管如此，由於我的作用與貢獻（含雙重面向），仍被列為歷史人物排行榜第1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