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性格成为一面镜子，印证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武侠癖”是其中之一。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

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岳不群、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枭雄，但在某些方面与后世所说的枭雄相似），黄金荣、高尔基杜月笙他们没人发饷，没有朝廷出粮，他们靠自己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而不是靠劳动。

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上述前者为英雄故事，上述后者为豪侠故事，从古至今各有流派，每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而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其实并不混淆英雄和枭雄的界限，只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可转换关系，并无绝对界限。一旦放弃打家劻舍皈依合法正统，便能自称英雄，如刘邦等人的例子。

还有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不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沾了边，却不靠谱。论暴力，有秦始皇、大汗李世民都是领袖，但这些人物与 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人将其划入 武侐类别。他们创立制度而非体制外的人物。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儒教正统中的偶像是忠义英雄，而在江湖中，则是 武器。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以后 江胡便蜕变成了退化儒教形态，最终只剩下 “武器”。这是因为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成了立足于此世界两样法宝。在这个世界里，有下等的是那些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人，以及上等的是那些混得模范完美悠游自在拥有精湛技艺及高超义气的人们。但这种尊敬并不是基于他们真正完成了什么事业或实现了什么目标，而是在于他们勇敢地挑战现状和社会规范，一往无前，以此来寻求个人价值和认同感。

因此，可以认为，“华夏儿女之所以独具‘恋爱喜剧’癖好”，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情感表达，更可能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即通过观赏这样的作品来寻找生活中的积极意义和希望。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在都市还是乡村地区，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那就是人们渴望逃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压迫和束缚，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看似遥不可及但又充满魅力的梦想世界中去探索自己的潜能和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普通百姓会被这样一些作品所吸引，并且不断地回味它，就像是一场心灵的小旅行一样，让人们能够暂时忘却现实-world 的烦恼，用最简单直接的手段获得心理上的慰藉与愉悦。

当然，不乏文学巨匵笔下的作品更胜一筹，它们蕴含着丰富哲学思想，比如金庸小说《鹿鼎记》就揭示了近代国家颇大的制度危机。当年明清之后出现了系统性的变化，那些原本稳固的地位开始摇摆，这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用他那种奇特而又让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方式展开了一场关于权力争斗以及如何利用各种手段达到目的的戏剧性冒险旅程。他这个角色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形象，他既是个街头流氓，也是个宫廷太监，还曾经担任过天地会香主，而且他的身份转换似乎总能让他顺利地融入不同的社会圈层，同时也成功地避免遭遇任何严重的问题。而随着时间推移，他终于取得了显著成就——即使是在那个充满阴谋诡计的地方，也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他最后选择隐居云南，与七位夫人共度晚年，这样的结局其实预示着一个时代结束的一个标志，对比现代社会来说尤其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它暗示我们今天仍然活跃着很多如此行为模式的情况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华夏儿女特别钟情于这些类型的小说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里面隐藏着更多复杂的心理因素。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娱乐消遣，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逃避现实压力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鹿鼎记》作为代表作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作者通过韦小宝这个角色巧妙地揭露了现代社会对于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系列批判，同时也展示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个人品德道德标准的期待以及坚持不懈追求真善美价值观念的情景

总结起来，“华夏儿女之所以独具‘恋爱喜剧’癖好”，或者更准确地说，“独具‘射雕英杰’癖好”，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情感诉求——一种对自由精神与个人独立意志的大胆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保持坚守的一份信仰。而这种情感诉求，无疑给予人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在逆境中找到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到光明，因此才导致这类作品成为每一个人心目中的永恒欢乐来源